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开头四句借鲁侯保有凫绎两山起兴,称美庐山。当时刘义庆以江州刺史都督南兖州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义庆招揽文士,作者称其为辞宗,意思中不无知遇之感。这里说“美凫绎”,不过是借凫绎起兴,作者称美的是庐山。“徒收”二句说鲁侯虽有凫绎二山,其地又人才众多。但却不是仙人所居。言外之意是庐山才是可记可咏的羽人之宅。而从“曾非羽人宅”之‘‘非”字,不难看到诗人追慕羽人的思想倾向。
接着“罗景”四句是叙事,始写登香炉峰。“罗景”句是说山中云雾时起,常把日影遮住。“沾光”句点题面“从登’’二字。“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踪’’二句用列子御风而行的典故,夸张地写出了作者一行脚步的迅捷,简直大有飘飘欲仙之态。从“穷”字可见他们的游兴之浓。
“含啸对雾岑”以下八句是全诗中的写景部分,诗人精细地描绘了庐山的奇险景物。若隐若现的雾中峰峦,激起了诗人的奇情妙趣。“含啸”借以抒发诗人飘飘然有凌云之志的思想情绪。“延萝”句的“倚”字很形象地描绘了树木贴山生长的景象。“青冥”二句分写树和石。目力极远之处是一片青蒙蒙的境界,而远树若烟,融入一片青冥之中。这原是一幅淡而远的图画,但用一个“摇”字,将静境化为动境。下句描写巨石的峥嵘气象。山石高插云天,故称“负天石”。重岩叠巘,若远跨而来,故曰“穹跨”。同上句一样,诗人以独特的审美眼光,把静态的山石写成似有生命,从而充分表现出庐山峰峦的奔腾气势。“霜崖”二句分写石崖和深涧。霜崖不一定指崖上有霜,不妨可解为石壁光秃无土,灰白如霜。闻人倓释“旋渊”句说:“水在山之巅则高,故云抱星汉。”湍急的旋流倒映着云天河汉,而“抱”字,出人意表地写出了水天合一之景。可见鲍照诗研炼之工。‘‘乳窦”句更多地表现出想象成分。岩洞中倒挂的石钟乳,千奇百怪,不知其所以来,常令人遐想无穷。诗人想象它们与碧海相通。以上八句,诗人以瑰丽夸张的诗笔,描绘了庐山的雾岑、延萝、青冥、巨石、霜崖、金涧、旋渊、乳窦,勾勒出庐山的奇险风光。
从“谷馆驾鸿人”至结尾,主要表现诗人对于神仙的向往。“谷馆”二句说,幽谷之中和峰岩之上,栖居着驾鸿往来、饮丹修炼的仙人。“殊物”句紧承上,“驾鸿人”和“咀丹客”,便是“珍怪”的一部分。“奇心”句亦指仙人。他们的踪迹虽潜隐不见,但魂魄却能绵延万古而不死。这里,明显表现出诗人艳羡神仙。接下“萧瑟”二句荡开笔墨,抒写诗人在大自然面前微妙复杂的心理变化。刚才曾激起诗人退想、并为其精心描绘的庐山奇景,定然给诗人一种且哀且惊的感受。“哀听”和“惊觌”,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写出诗人的哀伤。作者始登香炉峰时,“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迹”,真是兴致勃勃。最终却“萧瑟生哀听,参差远惊觌。”乐景成哀,似乎无端生出许多伤感。诗人心理突然变化的原因就在于诗人感叹不能名隐仙籍。在诗人意识中,庐山亘古如斯,驾鸿人和咀丹客在此长遁精魄,然而我却不能跻身羽人之列,与庐山共存,这是无可奈何的大恨事。这一叹恨袭上心头,睹景皆生哀情。结尾二句,从遐想和悲哀中返跌回从游香炉峰的现实。作者自谦没有汉代辞人的才能,而作此诗。这里用汉代辞人日夕献赋之事,在文义上正与开头“辞宗”遥相呼应。
钟嵘《诗品》评鲍照诗“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和“贵尚巧似”。这首诗在写景方面的特点,正如钟嵘所说,善于精细地描绘景物形状,显得具体逼真。如“罗景蔼云扃”、“延萝倚峰壁”、“青冥摇烟树”、“旋渊抱星汉”一类诗句,无不真切地刻划出景物的形状,显示出鲍照描写景物的独特才能。
鲍照才气旺健,故遣词造句每出新意,且骨力遒劲。这首诗给读者的突出印象是刚健新奇,丝毫没有平熟软媚之态。像“青冥摇烟树之“摇”字,“旋渊抱星汉”之“抱”字,“参差远惊觌’’之“远”字,用字生异,句法独造。陆时雍说:“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诗镜总论》)丁福保说:“鲍照于去陈言之法尤严,只一熟字不用。又其真境,沈响惊奇,无平缓实弱钝懈之笔,杜、韩常师其句格,如‘霞石触峰起’、 ‘穹跨负天石’,句法峭秀,杜公所拟也。”(《八代诗菁华绿笺注》)这些评语,很适合《从登香炉峰》诗的特色。
鲍照写景诗虽以雄健、峭秀取胜,但往往失之厚涩,缺少自然之美。此篇也有这种缺点。如“穹跨负天石”一句虽说峭拔,但总觉雕琢过甚。他如“霜崖灭土膏,金涧测泉脉”,“高世伏音华,绵古遁精魄”等句,用字既异,又兼对偶,便显得既涩又厚。沈德潜《古诗源》评鲍照:“五言古雕琢与谢灵运相似,自然处不及。”指出了鲍照写景诗不及大谢之处。
此诗状物精细,骨力雄健,句法峭拔。以布局而言,入题、叙事,状物、抒情等部分层次清晰,文义吻合无间。但终因受山水诗发展的时代影响,显得雕琢有余而少自然之致,幽深涩厚而乏跌宕风韵。
这是一首写男女相聚又相别的词。作者巧妙地将风雨贯穿全篇,并让它起着联系人、事、情的枢纽作用。人来,是风雨送来的;人住,也是风雨留下的。来,固高兴;来而能住,更令人高兴。中藏曲折,切勿看作直笔。
前二句对风雨的感谢之情,可于言外得之。原以为风雨杯停,人便杯会走,可是万没想到:“草草杯柈(盘)话别离,风雨催人去”。“杯盘”,以简驭繁,借指饮食。“草草杯盘”,既有饮食简单意,也有准备此饮食是急匆匆意。看来这是在一次特殊情况下的相聚,她很快就知道了马上还须分别。由“来”而“住”而“话别离”,都是在极短时间发生的,而这未停的风雨也从有情变为无情了。这里用了一个“催”字,暗示她心态的变化,由爱风雨而恨风雨,这是她此刻独特的感受。沈祥龙云:“小令须突然而来,悠然而去,数语曲折含蓄,有言外杯尽之致”(《论词随笔》)。词看浅白直露,表现女主人的初则喜风雨(“来”),继更喜风雨(“住”),终至恨风雨(“去”),很有层次,跌宕多姿,曲折含蓄,细加寻绎,韵味无穷。
下片正面写别离。喜极生悲,事出意外,现在他真的被“催”着要走了!“泪眼杯曾晴,眉黛愁还聚”。前句“泪眼”与室外大自然界的雨巧妙相联,天未放晴,雨声淅沥,犹如人的眼一直在滴泪。古人以黛描眉,故称眉为“眉黛”。喜眉俊眼,那是当人“来”还“住”的时候。如今人去,眉黛紧蹙,愁又(“还”)聚到了一起(潜台词是:犹如未来时)。古人写人的愁情,多用笔在眉黛上。如梁元帝《代旧姬有怨》:“怨黛舒还敛,啼红拭复垂。”万楚《题情人药栏》:“敛眉语芳草,何许太无情。”史达祖《双双燕·咏燕》:“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等。一结宕开一层,别出新意:“明日相思莫上楼,楼上多风雨。”一般常情是送行者嘱咐行人,从汉乐府以来便如此:“念与君离别,气结杯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范云《送别》:“望怀白首约,江上早归航。”谢氏《送外》:“此去唯宜早早还,休教重起望夫山”。韦庄《菩萨蛮》:“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等。今则反其道而行之:“明日相思莫上楼,楼上多风雨。”这是行者嘱咐送行者。“明日”意为你想我,希望你杯要上楼,明天会仍有风雨,会更引起你的惦念。深一层说,“明日”指分别以后,即日后。因为你会记得我们是在风雨中相逢,风雨中杯盘饮食,又在风雨中分别的情景,“往事浮心头”,你会更难过,因此以后莫到“多风雨”的楼上。殷殷致意,一往情深。
词四处写到风雨,并以风雨起,风雨结。首尾呼应,主体的情与客体的风雨如鱼得水,融溶谐和,意境浑然,杯知何者为景何者为情了。“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此词可以证之。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王廷相主要作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著称于世。但是,他的《与郭价大学士论诗书》,乃是明代诗文批评中如同晨星一现的审美意象的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明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将化“直”为“曲”,虚实相同,透莹圆融,远神余味等,视为审美意象的重要特征,可谓觉得诗家三昧。然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意象理论相互矛盾,如钱谦益指出:“子衡五七言研讨,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论诗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策浊,于以骖乘何(景明)、李(梦阳)、为之后劲,斯无愧矣。”(《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宫保廷相》)钱氏的批评,未免过分苛刻。其实,王廷相的诗歌中,即使在被人称为多粗漫之作的七言古诗中,也可以披沙见金,间有意象和谐的篇章。令人有:“如游五都市中,动获奇宝”(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三)之感。尤其是他的五言绝句颇有摩诘(王维)风致,下亦不失为裴十秀才(裴迪),崔五员外(崔宗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宋辕文语。)《古陵》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首。
《古陵》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那位独自惆怅的“行客”。行富的抒情并非是直说,而是以古今交错,虚实相间的手法曲曲道出。前两句以“蒿”为中心视点,上下流动,俯视古陵,仰视啼乌,这就构成了两个意象:蒿下之古陵,蒿上之啼乌。且说中心视点中“蒿”。蒿,野草。古代歌辞中言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蒿”同于“槁”,人死则枯槁,所以说死人的居里名蒿里。相传齐国东部(今山东东部)流传《薤露》、《蒿里》谣讴。两曲都是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汉代以《薤露曲》送王公贵族出殡,以《蒿里行》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显然,王廷相的“蒿下之古陵”中融入了《蒿里行》中某些传统的意象,哀悼的对象是“蒿下古陵”中的士大夫和平民。因为古陵深埋在蒿里,可望可不可即,所以诗人只以“古陵在蒿下”作粗线条的勾勒。如果说“古陵在蒿下”是俯视,是视觉形象,那么,“啼乌在蒿上”则是仰视,是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兼而有之。由“啼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在所见(月落、霜满天),所闻(乌啼)中呈现出一片幽寂清冷的景象。由“乌啼”,又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李白《乌夜啼》中的诗句:“黄云破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感物应心,由乌鸦回巢引发起行客思归的愁绪。
然而,诗中没有由“啼乌欲栖”直接引出行客思归,而是突然插入一句“陵中人不闻”,由古陵之中的人(实际上指魂魄)“不闻”,反弹出行客闻声而动情。“不闻”,固然是由于“陵中人”丧失了“闻”的功能,也是诗人故作旷达之语,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衬出体察人生、饱尝辛酸的“行富”感物应心的敏感。对于诗人王廷想来说,“啼乌”不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融注着威信人生之感的丰富的意象。所以,他闻乌啼之声而惊心动魄,而独自惆怅。而行客独自惆怅,固然有思归愁绪的侵袭,又融注了《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的某些意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感叹人生短促,犹如远行作客,匆匆走过。作者怀古伤今,感叹人生,凄婉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引发,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这首五言绝句以“行客自惆怅”作结,言已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这首诗故作旷达而情倍凄婉,纯用白描而虚实相间,短小精悍而跌宕起伏,意象透莹而远神余味 ,是王廷想将自己的有关意象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岁寒三友,竹居其中。人们之所以看重它,或者因为它“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的凌寒之质(齐·王俭《灵丘竹赋》);或者因为它“未出土时便已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君子之风(管桦《竹颂》)。传说它的竹实只为凤凰所食;竹竿又能制成箫笛横吹。所以碰到豪爽之士,便以它的“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慨然自许(陈·贺循《赋得夹池修竹》);遇上才高位卑者流,便又借它发出“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孤傲啸叹(齐·刘孝先《竹诗》)。这样咏竹自无不可,只是不免都带有情随境迁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意有所讥,就严斥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爱有所偏,便厉声扬言“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真教竹子左右为难了。
倘能摒弃这类借题发挥之习,仅把竹子当作客观审美对象来观赏,则它的“葳蕤青翠,风来动音”、“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的清姿,也自有不同于苍松、老梅的风神。沈约这首诗,大约就没有深意的寄托,只是客观地为檐前之竹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不过,这肖像带有一种“生成”的动态,在诗人开笔时才正拔节抽枝:“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箨”指笋壳,当竹茎拔节而出时,它便已经垂脱;随着细长竹叶的抽生,慢慢就长出了嫩枝。几株幼嫩之竹,就这样带着清新的生气,从诗人笔下钻出。转眼之间,它又挺拔直上:“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变得枝叶繁茂、亭亭如盖了。“蓊茸”画檐竹枝叶披离之态,使人简直能感觉到,正有一片清荫从高处淌下。“离离”状竹节历历分明之貌,因为是在低处(下),竹节间距离较近,故又用“促节”形容。这四句描绘绿竹的生态,带有强烈的动感。但没有声响,也不用浓彩。只见到诗人沾着萧淡的水墨,疏疏落落地挥洒那么几笔,数竿绿竹便无声无息地拔节而出、由矮而高,终于英挺地站立“檐前”,甚至还带来了一阶清荫。
画成翠竹,这对诗人来说并不费力。但要表现它的风韵,光靠这平面的勾勒就不够了。接着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两句,着力的便是环境、音响的烘托映衬,于是这“画”便有了“伴乐”和“灯光”:诗人选择的是露水初凝之夜,因为是夜间,竹叶上那湛湛露珠就显得朦胧不清。好在有风,诗人便让读者听那静夜中风动竹叶、露珠滴阶的清韵,这可是异常动听的。诗人还嫌不够,又在乌蓝的中天添上一轮明月,那月光洒在竹上,便在阶前印下斑驳的竹影。前面说到“有风”,清风徐来,那地上的竹影便参差而动。这两句妙在均不直接写竹,只从露珠滴阶、竹影参差中映衬、烘托,而檐竹之沾满清露,在朗月清风中飒飒舞弄的美好风韵,已栩栩如在耳目之间。按照这一思绪写下去,结句便该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了。但沈约偏不这样,他的结句正如蔡邕之咏“翠鸟”一样,却是被咏之物的深情倾诉:“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这美好的翠竹,本该生长在花草芳美的池畔,度那月下花前的风光才是哩。而今却在诗人居处简陋的檐前,伴着他度过清寂的晨昏。诗人在观赏檐前之竹的深深怜爱之中,大约曾浮起过一种微微的惋惜和不安吧。而檐竹似乎有解人心意的灵性,立即前来安慰诗人:“我所仰慕的是君子的风仪,而不是花前月下的池畔风光;能够生长在您的窗门前,正是我的心愿哪!”这两句初看显得突兀,但在诗人观赏入神之际,将竹叶飒飒之音,想象为它的嫣然解人之语,也正符合情理。这话语之中所显示的,正是檐竹那不慕风华、清心自守的高节,其实也还是诗人对檐竹的一种赞美。不过,采用檐竹自身倾诉的方式,既情意动人,又含蕴不露,较之于那种“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的直赞之语,似乎有更多的情韵。
这就是沈约的《咏檐前竹》:诗中只把竹子作为客观审美对象来观照,形象地勾勒它的清姿,映衬它的风韵,别无政治上的寓意或个人身世的感慨。从咏物寄兴的传统眼光来看,这样咏竹似乎“浅”了些。但读够了寄兴、说教的诗作以后,吟诵—下这类美好单纯而寓意不多的咏物诗,倒也可使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