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四月，苏轼第一次吃到了因博得过杨贵妃的一笑而闻名的荔枝。经他的品赏，荔枝本身就被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不是给“妃子笑”作陪衬的物品了。相反在诗里，妃子倒过来只成了荔枝的陪衬，一起作为陪衬的还有山楂和梨，都被荔枝比下去了。与荔枝同享赞美的是作为荔枝伴侣的松、桧和品味相像的江鳐柱、河豚鱼，而杨梅和卢橘则因为比荔枝稍为早熟，许其为“先驱”。东坡先生一边喝着桂花酒，一边饶有兴致地作着点评，令人感到情趣盎然，而细读之下，却又寓意良深。荔支的“厚味”和“高格”原是东坡先生的人格像喻，“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寓含着不需要皇家的赏鉴，其自身的美便具有价值的意思。
与黄州时期咏海棠的诗相比，虽然都是以物自比，借物抒怀，但含义很不相同。海棠诗是一片凄清寂寞的氛围，诗人与海棠孤独相对，同病相怜；此诗却显得热闹，为荔枝找了许多先驱、陪衬和伴侣，仿佛并不孤独。海棠是那种流落异邦、得不到欣赏的美，荔枝则是自具风姿、远处南方的云山之上与松桧同老、不必等待欣赏的美。所以，写海棠诗的苏轼心怀孤傲不平之气，写荔枝诗的苏轼则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颇为放达自适。所谓“南来万里真良图”，这远离朝廷、没有霜雪打击的南方，才是适宜于荔枝生长之地，回顾北方的霜雪之下被困的山楂和梨，真是粗俗之物了。
因此，作此诗的次年，苏轼再次吃到荔枝的时候，就更明快地表示：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