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松汀驿只是太湖东岸边上的一个供人宿食及停车置马的小旅店，但却美景无限，可见太湖的美名绝非虚传。太湖古称震泽、笠泽、五湖，面积古称三万六千顷。因为水秀山明，湖中水产丰富，所以开发得很早，在春秋时代就是吴王夫差打猎游憩的地方。
此诗前六句描写了山色、水光、东海日出、白浪涛声，以及山间险峻的羊肠小道，用江南水乡的特有景物构成了一幅气象壮阔、风光明丽的风景画。结尾二句意义不甚可解。唐汝询解云：“因想世人皆以五湖为隐士栖逸之所，殊不知古时之遗逸，乃有不居五湖而在此中者。其意必有所指，地既无考，人亦宜阙。”因此他就说结句有含蓄，实则含蓄些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出。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删去了唐汝询的解释，批云：“其驿或在吴越间，故望五湖而意其有逸民。”后来屈复却说：“言高原小径，既通人烟，则遗逸斯在，而那知其不然也。”三家对结句的体会，都不相同。因为“那知”和“不在”的关系很不清楚。唐解“那知”为“岂知”，意为：岂知旧时隐士，不在五湖而在此地。吴解“那知”为“安知”，意为：怎么知道旧时的隐士不会在这五湖中呢？屈解“那知”亦为“岂知”，但是作肯定语气。施蛰存则认为，这里的“旧遗逸”指旧时隐士，可能就是范蠡。他把最后两句的意思理解为：但恨如今的五湖中，已无范蠡可追随。这末二句是从前面“人烟小径通”的进一步联想而来。“五湖遗逸”是整幅风景画的一个构成部分。前六句是实写，后二句是虚写，虚实结合，给此诗带来了想象的空间和余味，而避免了板滞之嫌。
题目“松汀驿”，从来没有人加注，不知在什么地方。唐汝询云：“驿之所在未详，疑必依枕山陵，襟带江海。其高原险绝，则为鸟道；其小径幽僻，则通人烟。斯固隐沦之所藏乎？”唐汝询、吴昌祺都是松江人，却不敢设想这个“松汀驿”乃是“松江驿”之误。在题咏旅途的唐诗中，没有见过第二个“松汀驿”，而“松江驿”却是常见的。许浑、窦巩都有题松江驿诗。由吴入越，舟行必取道松江。松江驿在太湖之东，故诗云“苍茫泽国东”。这个江字，大约很早已误成汀字，故各本都作松汀，而无法在地理书中找到作注的资料。
此诗开篇直接展开议论，明确表现诗人的观点：人生就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根本上，要想求得自身的安定，首先就要参加劳动，惨淡经营，才得以生存。“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起笔两句，把传统文化之大义——道，与衣食并举，意义极不寻常。衣食的来源，本是农业生产。“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认为人生应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在诗人看来，若为了获得衣食所资之俸禄，而失去独立自由之人格，他就宁肯弃官归田躬耕自资。全诗首四句之深刻意蕴，在于此。这几句诗，语言简练平易，道理平凡而朴素，超越“获稻”的具体事情，而直写由此引发的对人生真谛的思考与总结。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言语似乎很平淡，但体味起来，其中蕴涵着真实、淳厚的欣慰之情。“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微勤”是谦辞，其实是十分勤苦。“日入”，借用了《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语意，加深了诗意蕴藏的深度。因为那两句之下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写出眼前收稻之时节，便曲曲道出稼穑之艰难。山中气候冷得早些，霜露已多。九月中，正是霜降时节。四十六岁的诗人，已感到了岁月的不饶人。以上四句，下笔若不经意，其实是写出了春种秋收、一年的辛苦。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稼穑愈是艰难辛苦，愈见诗人躬耕意志之深沉坚定。诗人对于稼穑，感到义不容辞。这不仅是因为深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而且也是由于深知“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魏晋以降，时代黑暗，士人生命没有保障。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司马昭杀嵇康，以及陆机、陆云之惨遭杀害，皆是著例。当时柄政者刘裕，比起曹操、司马，更加残忍。所谓异患，首先即指这种旦夕莫测的横祸。再退一步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在“质性自然”的诗人看来，也是一种异患。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农村劳动生活过来的人对这幅情景都是亲切、熟悉的。诗人是在为自由的生活、为劳动的成果而开心。“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诗人不仅是一位农民，还是一位为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士人。他像一位农民那样站在自家屋檐下把酒开怀，可是他的心灵却飞越千载，尚友古人。长沮、桀溺之心意是说：“天下人都说天下是黑暗的，没有人可以改变黑暗的现状，又怎么能像归隐之人一样去归隐山林。”诗人自言与长沮、桀溺之心遥遥会合，意即在此。所以结笔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但愿长久地过这种生活，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纵然躬耕辛苦，也无所怨尤。诗人的意志，真可谓坚如金石。诗人的心灵，经过深沉的省思，终归于圆融宁静。
此诗夹叙夹议，透过收稻之叙说，发舒躬耕之情怀。此诗的意义在于，诗人经过劳动的体验和深沉的省思，所产生的新思想。这就是：农业生产乃是衣食之源，士人尽管应以道为终极关怀，但是对于农业生产仍然义不容辞。尤其处在一个自己所无法改变的乱世，只有弃官归田躬耕自资，才能保全人格独立自由，由此，沮溺之心有其真实意义。而且，躬耕纵然辛苦，可是，乐亦自在其中。这份喜乐，是体验到自由与劳动之价值的双重喜乐。陶渊明的这些思想见识， 晚周之后的文化史和诗歌史上乃是稀有的和新异的。诗中所耀动的思想光彩，对人生意义的坚实体认，正是此诗极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
开头两句扣题，以“惊雷”发端，用“拔三山”、“倒百川”形容雷声的威力和暴雨的势。三、四句写诗人身居客地，难以入眠，又逢雷雨之夜，寒气袭人。作者忽发奇想，这震天霹雳缘何不善解人意，震而静胡烟把金兵赶出中原？五、六句回到现实之中，农家田园荆棘丛生，暴雨袭来，流水茫茫，空成汪洋一片，而北方仍为金人占领，这些大雨流水为何不能洗去胡人的腥膻之气呢。这两句蕴含着作者的报国热望以及对南宋残败政局的深深忧虑。结合三四句写出作者在风雨震电之际，感慨深沉，从个人的处境，想到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心旌摇摇，不能自止，写成的诗句就倍感沉痛。尾联诗人难抑激愤之情，抒发了报国无门的感慨。上句谓欲向最高统治者上疏献策，语出屈原《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然作者一介书生，有志陈词帝所，难免有“叩阍无门”之感。但作者激于忠愤之情，仍然有意向皇帝陈情，表达自己优国忧时的心志，希望朝廷早日组织力量，北定中原，一洗“河洛腥膻”之气，使国家复兴。下句典出《晋书·王陶传》：“殉梦人以大笔如橡与之”。写作者虽有陈词之志但感到自己人非大手，笔非如椽，唯恐倾诉有所不尽，无从收到补救时艰的效果。
这首诗以景兴起，继写感受，结以抒怀，结构紧凑，转接自然。写景时笔力雄健，气势不凡，抒情时沉痛激越；时见激愤之气；回荡着爱国激情。结尾两句，前句是愿望，后句是谦逊之词，语言婉曲，显出诗人书生本色。
清初学者仇兆鳌《杜诗详注》：此诗上六句写雨中景物，末二句写雨际行舟。风狂雨急，故鸣而有声，既过则细若飞丝矣。草不沾污，见雨之微。风虽乍稀，雨仍未止也。舞燕将子，记暮春雨。行云湿衣，切巫山雨。江舸逆浪，杜甫对冒险营运表示担忧。
清代杜诗研究家浦起龙《读杜心解》：“望晴之词，祝其止舞而挟子以游，停云而振衣适志，已引动欲归义。乳子本说燕雏，仙衣本说神女，公乃借形挈家归去之志也，运古入化。”
当代诗人谢颐城认为仇兆鳌对“舞石旋应将乳子，行云莫自湿仙衣”两句的注解有问题，浦起龙“运古入化”的评语也不恰当。他认为杜甫借“舞石”“将乳子”，表示自己将“挈家归去”；借巫山神女的典故“行云莫自湿仙衣”，是提醒自己不能只顾“行云”、游览潇洒，而延误了归程。同时谢颐城认为这首诗最大的毛病是：“舞石”典故用得突兀，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