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
上片“送客归来灯火尽，西楼淡月凉生晕”，写出词人内心的寂寥幽暗、孤独凄冷的深层感受。“西楼淡月凉生晕”句，可谓情景交汇，含蓄蕴藉。然其妙处却在移情于物，颇有“通感”技艺，月晕，此乃视觉意象；而“淡月”，已具有了某种心理因素，是感觉意象；“凉生晕”，由于月之残光而感到凉意，则纯属幻觉意象。视觉、感觉、幻觉的三种意象挪移，相辅相成地创造出一个凄凉孤寂的词境，从而强化了词人别去亲密友人的悲哀心绪。这种意象复加的艺术手法，原是中国传统古典诗歌中长期锤炼出的一种重要表现方法，它被词人娴熟地运用到这首词里，具有一种强烈的景情互补共生的作用，使词的意蕴显得愈加生动丰富了。下文“明日潮来无定准。潮来稳。舟横渡口重城近。”又引出了词人对友人舟行前途的挂念。由于钱塘江潮水险恶，多覆行舟，词人祈祷着潮水的平稳安静，俾使友人的行舟能够安祥稳当地停泊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城渡口上，表现出词人对舟行友人的“一路平安”的祝福和期待。
下片把视线集中到钱塘江水上，并把江水拟人化。“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风为解佳人愠。”意谓钱塘江水好像懂得了词人对友人离去的苦闷心绪，一阵温暖平和的南风飘然而过，预示着江面的平静，而与上片的“潮来稳”遥相呼应。于是，期待在此终成现实，友人的烦恼也为之一扫而空。“南风”，也可作《南风》之诗解，则可串讲为“佳人（友人）弹奏着养民的《南风》之诗乐，化解了心头的怨恨。”而后，“莫学时流轻久困”，是对时人说的，即不要用世俗的眼光，轻视苏秦当年作说客未成的临时大困吧。意谓自己与友人在政治上、事业上必会有后效。末二句“频寄问，钱塘江上须忠信。”是总揽别情归结到一句话：即不要忘记老朋友，别后要勤向寄书问讯，钱塘上握别的不忘友谊的忠信誓言一定要遵守。
全词心物交融，情溢望中；章法奇妙，错落有致。此词是一首“送客词”，却不言送客当时的情景，反从“送客归来”的心理感受写起，愈显出词人对友人的深厚怀思情感。可谓逆向推波，出人意表。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共同主题是赞美从弟李之遥，而讽刺势利小人，从而反映出世道交恶，贤者被弃，佞臣得势，道德友情沦丧，一切均以势利为轴心和转移。李白身受其害，故借赠诗抒感概。第一首诗写完之后，犹未尽意，故又以第二首补足之。两首诗呈现出不同的描写重点，然而又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完整艺术整体。
第一首基本是以七言为主的古体诗，全诗三十二句，可分三个大段落。
第一段共八句，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开端的五言四句为第一个层次，直叙少年不得意，潦倒而无安居生活之业。愿意追随古代任公子之后，投钓东海，钓得能吞进舟船的巨鱼，以饱天下之人，而不作追逐功名利禄之徒。任公子是《芪子》一书中所引用的寓言人物：任公子作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蹉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饱）若鱼者。这四句五字句，一气贯下，借用郦生与任公子的两个典，说明自己志在济世任侠，然而却失意落魄。因而欲步任公子后尘，鄙弃名利，听任自然，相信自己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创主唐代的任氏之风俗。这就使李白少年时的形象与精神，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暗含着理想与志向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坚持理想志向，而绝不作势利小人，保持淳美的人性本色。体现着世不容己，己也弃世。他在《古风》（其十三）诗中也表现了与此相似思想：“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暗示出失意落魄的主客观的原因，矛盾的双向性。接着诗人运用七言四句，由前面五言句式的音节短促与凝重，而转为音节舒缓与和平，抒写失意后的生活和行为。经常是饮酒抒忧，追逐徜徉，名山胜水，追求天真的人性美。从此逐渐使壮心与功名相分疏。这正像美好的兰花生在山谷中而不会遭人锄掉一样，保持着它的自然美；又正如围绕高山上端的白云，自由地翻卷与铺张。这四句是写入长安前的生活，暗示出以隐求仕，而不汲汲于功名。追求的是人性自由、适意生活的清真美，从名胜山水风景中吸取美的力量。兰生谷底是反用《三国志·蜀志·周群传》中“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典故，暗示出在朝廷，权贵是容不得贤人君子的。兰花是比况贤人君子的。例如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描写，比托贤人君子。贤人君子只有在山乡水国才有自己生存的天地，自由的王国。总之这八句诗是李白的自画像，自抒心志，真率自然，发自肺腑。为少年以后与入长安之前的李白作了评介，形神欲出。
全诗的第二段是从“汉家天子驰驷马”至“象床绮席黄金盘”，共十二句，每六句分为一小节，又为一层意思。这段诗的前六句是写李白被征召入京与谒见唐玄宗的隆重盛况。汉家天子是代指唐家天子唐玄宗，派御用的高车四马，像当年汉武帝迎接从蜀地来的司马相如一样，迎接李白。李白进入九重宫门，于金殿上拜谒当今圣君皇帝。皇帝龙颜笑逐颜开，天下人就像沐浴春风一样，受到皇恩的抚育。金殿里左右站班的大臣都高呼万岁，叩拜皇帝、祝贺皇帝征召了一位隐逸失意的贤材。这六句诗是铺陈叙述，但又重点突出，突出皇帝的重视。以赤车驷马相迎，龙颜高兴，群臣高呼万岁等细节，渲染气氛，烘托自己的形象的高贵，超卓拔群，荣耀至极。然而这仅是谒见初的情景。接着诗人又用六句，描绘自己供奉翰林的情景，皇帝垂青，自己大展英才。自己供奉宫内翰林院，执笔草拟皇帝的诏书，受到皇帝的不时注目，焕发出赏识的眼光。宫内藏书的麒麟秘阁威严高峻，自己在这皇帝秘阁中读书，接受皇帝询问，没有谁可以得到这种荣誉，恐怕连看到这高峻的麒麟阁都难。回忆当初承受皇帝恩惠时，进入了右银台门内的翰林院供奉，又独自在金銮殿上草拟皇帝文件。出宫门随侍皇帝，乘有雕饰精美的马蹬与镶白玉的马鞍的御马，在宫中坐的是皇家椅子，用的是皇家御用黄金盘。这六句诗是说明自己志大才高，得到皇帝的信任，满面春风。荣极一时，盛极一时，享受到人臣的极誉。这六句诗采用间接描写，从皇帝眼睛垂顾到环境的烘托，传神地状出自己内心活动和心境昂奋。这与第一段落魄失意的心境构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又是不慕名利，以高尚节行与大智大才，自然得到的荣誉。这无疑地是诗意发展、诗情的延伸。
全诗第三段是从“当时笑我微贱者”至“可见羊何共和之”也是十二句，每六句为一小节，为一层意思。前六句是写被逐出长安，饱尝世态炎凉冷暖之苦。诗人说：回想我在朝廷时，原来笑话我出身卑贱而白眼看我的人，现在却一反常态请求我接见，与我交朋友，欢聚在一起。可是当一个早晨我上表章，托病请求还山时，旧日与我交欢相知心的人，没有几个人了。门前送我以礼，随后即关紧门。这些人就是有势就交，无势就改，反复无常。这六句表面上是写自己失势前后的人情关系的变化，透视出势利小人的丑态与趋炎附势的卑鄙灵魂。反映出民族的传统淳朴美德，正被势利小人所践踏，世风浇薄，孕育着社会危机。鄙视、悲愤，感叹之情与探求人生的传统美德等交识在一起，很能感发人意。“当时”，“畴昔”，“今日”相钩连、六句诗意脉一贯，曲折相续，对比鲜明，个性突出。后六句扣题，赞美从弟李之遥始终如一的交情。诗人对他说：对比之下，你的友情如山岳一样始终如一而心不改变，如云雾随着高山一样迷失掉它的所作所为，你不为邪恶云雾所动。云雾是象征着社会炎凉世态，邪恶势力。你与我之间情谊，如当年谢灵运与谢惠连兄弟间关系，才情相用。由此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梦得‘池塘生春草’”这首诗的价值。随着社会阅历之深，而不断地增长它的价值。别后，希望你看到这从遥远地传递去的我的诗篇，也能像谢灵运登临海峤赋诗寄给他的族弟谢惠连一样，和像羊璿之，何长瑜一样的诗友相互唱和。前两句用比喻象征，描绘友情淳真。后四句用典故，谢灵运赏识他从弟惠连之才，相互切磋切琢。当他写《登池上楼》诗时，于梦中见到谢惠连而忽然得到“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羊璿之、何长瑜是谢灵运的诗友，谢灵运又作《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一诗。李白用典比况自己与李之遥兄弟情谊，知音友情。预想李之遥接到此诗，诗友共唱和，又颇感欣慰。第二段所引爆出的悲叹之情迅速转化为平和愉悦，为世上有知音的兄弟而自豪!于此结束全篇，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全诗看似平常，无动人的描写，又乏雕饰词句。章法自然，以情运思，构成了失意——得意——失意——自慰的意脉，于平易中数见曲折，自然天成。
全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看似竹筒倒豆，事无巨细，倾泄而出；实则匠心独运，以客观环境与人物描写，兼巧用典故，从今昔对比中，以刻画自己的心象，从两种对立的人格中，歌颂淳朴清真的人格美，以自己与从弟之遥当之。反衬与贬抑势利小人的丑恶人格及其卑鄙的灵魂。进而透视出世风浇薄，贤者被弃的社会悲剧，表现盛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这种平易自然，亲切感人，于不见技法中，悟出社会人生的道理，非常深刻。
其二诗则转笔重点写李之遥。宋本《李太白文集》在此诗题自注：“时因饮酒过度贬武陵，后诗故赠。”全诗由此生发，刻画李之遥的性格与形象，及其被贬的原因和诗人评价。在组诗结构上是对前诗作重要的补叙，使李之遥形象光彩照人，与李白正好如一对玉人，相映相衬，天真淳美，然而却都不容于世。
全诗八句，前四句为一个层次，后四句又为一个层次，意脉绵密，严整无痕。
前四句写李之遥思想与性格，作者并不直接述出，而是采用以古托今的笔法，在古今人相映衬中，托出南平太守李之遥如魏晋初的大诗人阮籍，不满意朝臣的倾轧与司马氏诛杀异己，而以酒浇愁，冷眼注视现实，佯狂处世。淳美人性，托之于美酒，而无意于功名利禄，不以专城的郡守职务为重。这与魏晋时的阮籍是十分相似的，故诗人说今古两步兵。阮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沉醉日多。听说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这四句以古今对比手法，既刻画李之遥的形象与性格，也暗喻伤酒而被贬。伤酒又如阮籍不满意现实，而又无力挽狂澜，以酒消忧。开端两句平平叙出，但却拓展时空，今古相接，比之单写李之遥却有较丰富的意蕴，赞美之情是今亦是古，今古相重，凝重浓厚。
后四句一转，写李之遥因不顾专城，只爱酒，而被贬武陵。使诗人联想陶潜所写的《桃花记源并诗》，于是就化用这一典故，铸成后四句的美好诗意。诗人说：你去的武陵，就是晋大诗人陶潜所写的桃花源，不知你今后要到这里多少地方寻找桃花源世界。那里的避世乱的秦人，像故旧的相识，出门笑脸相迎你。这四句诗再用陶潜理想与人格托喻李之遥，再次渲染他的人格美，追求理想社会境界。这一用典使李之遥形象增加了光辉。更可贵的是使典故内容与诗意融合无间，塑造一个优美的社会环境。自然美、人情美异于冷峻的现实。注入了诗人的浪漫理想，然而它又植根于现实，并非空中楼阁，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即。
这首诗热情洋溢，气贯全诗，逐层蓄积，赞美，回护，预测，构成感情的流程，心潮逐浪高。古今未来时空相续，关心体贴挚爱之情，无以附加。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不深思就体味不到这种深邃的情思。
这两首诗一长一短，看似不相称，实则各自得体，各尽所职，言近旨远，相得益彰，俱为精品。可参读《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以对此诗有更深刻的理解。
这首诗的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颔联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则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如此卓越英才不幸离世直抒哀思，尤其是结句以问语写出，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于哀悼之中反衬出罗荣桓同志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一强调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