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是通过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这一荒淫亡国的史实,以借古鉴今的。两首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议论附丽于形象。既是咏史,便离不开议论。然而好的诗篇总是以具体形象感人,而不是用抽象的道理教训读者。议论不脱离生动的形象,是这两首诗共同的优点。
第一首前两句是以议论发端。“一笑”句暗用周幽王宠褒姒而亡国的故事,讽刺“无愁天子”高纬荒淫的生活。“荆棘”句引晋朝索靖预见西晋将亡的典故,照应国亡之意。这两句意思一气蝉联,谓荒淫即亡国取败的先兆。虽每句各用一典故,却不见用事痕迹,全在于意脉不断,可谓巧于用典。但如果只此而已,仍属老生常谈。后两句撇开议论而展示形象画面。第三句描绘冯淑妃进御之夕“花容自献,玉体横陈”,是一幅秽艳的春宫图,与“一笑相倾”句映带;第四句写北齐亡国情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向齐都邺城进军,高纬出逃被俘,北齐遂灭。此句又与“荆棘”映带。两句实际上具体形象地再现了前两句的内容。淑妃进御与周师攻陷晋阳,相隔尚有时日。“已报”两字把两件事扯到一时,是着眼于荒淫失政与亡国的必然联系,运用“超前夸张”的修辞格,更能发人深省。这便是议论附丽于形象,通过特殊表现一般,是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的。
如果说第一首是议论与形象互用,那么第二首的议论则完全融于形象,或者说议论见之于形象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中形容美女妩媚表情。“巧笑”与“万机”,一女与天下,轻重关系本来一目了然。说“巧笑”堪敌“万机”,是运用反语来讽刺高纬的昏昧。“知”实为哪知,意味尤见辛辣。如说“一笑相倾国便亡”是热骂,此句便是冷嘲,不议论的议论。高纬与淑妃寻欢作乐的方式之一是畋猎,在高纬眼中,换着出猎武装的淑妃风姿尤为迷人,所以说“倾城最在著戎衣”。这句仍是反语,有潜台词在。古来许多巾帼英雄,其飒爽英姿,确乎给人很美的感觉。但淑妃身著戎衣的举动,不是为天下,而是轻天下。高纬迷恋的不是英武之姿而是忸怩之态。他们逢场作戏,穿著戎衣而把强大的敌国忘记在九霄云外。据《北齐书》载,高纬听信淑妃之言,在自身即将成为敌军猎获物的情况下,仍不忘追欢逐乐,还要再猎一围。三、四句就这样以模拟口气,将帝、妃死不觉悟的昏庸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不著议论,但通过具体形象的描绘及反语的运用,即将议论融入形象之中。批判意味仍十分强烈。
二、强烈的对比色彩。在形象画面之间运用强烈对比色彩,使作者有意指出的对象的特点更强调突出,引人注目,从而获得含蓄有力的表现效果,是这两首诗的又一显著特点。
第一首三、四两句把一个极艳极亵的镜头和一个极危急险恶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对比色彩强烈,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果。单从“小怜玉体横陈”的画面,也可见高纬生活之荒淫,然而,如果它不和那个关系危急存亡的“周归入晋阳”的画面组接,就难以产生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惊险效果,就会显得十分平庸,艺术说服力将大为削弱。第二首三、四句则把“晋阳已陷”的时局,与“更请君王猎一围”的荒唐行径作对比。一面是十万火急,形势严峻;一面却是视若无睹,围猎兴浓。两种画面对照出现,令旁观者为之心寒,从而有力地表明当事者处境的可笑可悲,不着一字而含蓄有力。这种手法的运用,也是诗人巧于构思的具体表现之一。
这里,似乎只是用拟人化的手法描绘了晚春的繁丽景色,其实,它还寄寓着人们应该乘时而进,抓紧时机去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层意思。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榆荚杨花虽缺乏草木的“才思”,但不因此藏拙,而为晚春增添一景,虽然不美,但尽了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了。
这是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绝。乍看来,只是写百卉千花争奇斗艳的常景,但进一步品味便不难发现,诗写得工巧奇特,别开生面。诗人不写百花稀落、暮春凋零,却写草木留春而呈万紫千红的动人情景:花草树木探得春将归去的消息,便各自施展出浑身解数,吐艳争芳,色彩缤纷,繁花似锦,就连那本来乏色少香的杨花、榆荚也不甘示弱,而化作雪花随风飞舞,加入了留春的行列。诗人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反一般诗人晚春迟暮之感,摹花草灿烂之情状,展晚春满目之风采。寥寥几笔,便给人以满眼风光、耳目一新的印象。
说这首诗平中翻新,颇富奇趣,还在于诗中拟人化手法的奇妙运用,糅人与花于一体。“草木”本属无情物,竟然能“知”能“解”还能“斗”,而且还有“才思”高下有无之分。想象之奇,实为诗中所罕见。末二句尤其耐人咀嚼,读者大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毫无羁绊的大胆想象,使人思之无穷,味之不尽。
再细加揣摩,此诗熔景与理于一炉。可以透过景物描写领悟出其中的人生哲理:诗人通过“草木”有“知”、惜春争艳的场景描写,反映的其实是自己对春天大好风光的珍惜之情。面对晚春景象,诗人一反常见的惜春伤感之情,变被动感受为主观参与,情绪乐观向上,很有新意。你看,“杨花榆荚”不因“无才思”而藏拙,不畏“班门弄斧”之讥,为“晚春”添色。这就给人以启示:一个人“无才思”并不可怕,要紧的是珍惜光阴,不失时机,“春光”是不负“杨花榆荚”这样的有心人的。
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元和十一年。注引朱彝尊《批韩诗》云:"此意作何解?然情景却是如此。"的确,仅就描写暮春景色而言,此诗可谓有情有趣,亦不落俗套。诗题又作《游城南晚春》,可知所写乃春游郊外所见。诗人全用拟人手法,不说人之惜春,而说草树亦知春将不久,因而百花争艳,各呈芳菲。凑热闹的还有朴素无华的杨花榆荚,像飞雪一般漫天遍野地飘舞。人言草木无情,诗偏说它们有知,或"斗"或"解",活泼有趣。这是此诗明白有趣之处。
然而“无才思”三字颇怪异,遂引起后人诸多猜测。或谓劝人勤学,不要像杨花那样白首无成;或谓隐喻人之无才,作不出好文章;或言有所讽喻;或言赞赏杨花虽无芳华,却有情趣和勇气。如果说此诗真有寓意,就应当是其中所含的一种生活哲理。从韩愈生平为人来看,他既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师,又是力矫元和轻熟诗风的奇险诗派的开山人物,颇具胆力。他能欣赏“杨花榆荚”的勇气。此处或并非存心托讽,而是观杨花飞舞而忽有所感触,随寄一点幽默的情趣。诗的妙处也在这里。
此诗之寓意,见仁见智,不同的人生阅历和心绪可能有不同的领悟。
原诗题下注:“及第后出关作。”诗人从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三年)流落江南起,直到公元894年(昭宗乾宁元年)擢第,历十二年,战乱频仍,颠沛流离,所以这首诗劈头便感慨万端地说:“十年身事各如萍”。诗人用随风飘泊的水上浮萍,刻画了自己流离失所的“十年身事”。“各”字表明东吴生与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自不免同病相怜。
“白首相逢泪满缨”。按理,这时韦庄已登第,禄食有望,似不该与故人泪眼相对,但自己在外飘泊多年,已是五十九岁的人了。因此,遇故人便再也忍不住涕泗滂沱,泪满冠缨。
三、四句是挥泪叙旧的辛酸语。回想当年大家欢聚一起观花饮酒的情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诗人为痛苦折磨得衰老、麻木,似乎已不感觉到花儿是美丽的了,再也没有赏花的逸兴了。而酒与诗人却变得多情起来,因为乱世颠沛,年华蹉跎,只好借酒浇愁。细味诗意,字字酸楚。
五、六句是痛定思痛的激愤语。乱离社会,世态炎凉,“贫”与“贵”,“陋巷”与“豪家”,一边是啼饥号寒,一边是灯红酒绿,相距何其悬远。有才华的人偏被压在社会最下层,沾不到春风雨露;尸位素餐者偏是高踞豪门,吟风弄月。诗句是对上层统治者饱含泪水的控诉,也是对自己“十年身事”的不平鸣。
泪干了,愤闷倾吐了,诗人转而强作笑颜:“且对一尊开口笑,未衰应见泰阶平。”“且对”一作“独对”,据题意以“且对”为允。泰阶,星名。古人认为泰阶星现,预兆风调雨顺,民康国泰。这两句是说:趁未衰之年,暂拚一醉,而破涕为笑,这是聊以解嘲;期望今后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是自许和自慰。诗人就是怀着这样美好的愿望而开怀一笑。这一笑,既透露着老当益壮的激情,也透露着期望社稷郅治的心理。
全诗以“泪”始,以“笑”结,前后照应,关锁严密。“泪”是回顾,“笑”是前瞻。“泪满缨”说明诗人遭遇十年辛苦不寻常;“开口笑”说明诗人满怀信心向前看。一泪一笑,总括全诗,字挟风霜,声振金石。
全篇紧扣诗题,句句写“夏夜苦热”。起首二句开门见山,交代时间、处所,直截点题,并提挈全篇。永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日温度高,且时间长。诗人半夜尚不能入睡,悄悄起身登西楼去乘凉;夜半如此,骄阳暴晒的白天,可想而知。简略几笔,就高度概括了夏天之热,生灵之苦。
“山泽凝暑气”四句是登西楼时之所见所感,极写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环境。时值中夜,山泽还如蒸笼,凝聚着暑热的炎气;长天无云,银河里也闪耀着刺眼的光辉;太阳烈焰的烧烤,滋润万物生长的露水已无影无踪;四野宁静,没有一丝凉风。
“探汤汲阴井”四句是登西楼后的活动,极写诗人如在火炉中熬煎的苦况。炎热不可挡,诗人想方设法来解暑:汲井水冲凉,开门扉纳凉,靠着栏杆乘凉。但是,井水却成了滚烫的开水,打开门灼焰扑面。
最末四句,基于以上厚实的铺垫,诗人直接抒写了自己的感触。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如此致命的气候,诗人简直难于呼吸,他抬头看见北斗,不禁向苍天提出质疑:长此下去,万物怎能蕃长?生灵怎能延续?此时,读者似乎看见诗人在仰天长啸:何当一夕金风起,为我扫除天下热!但是,这美好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引用“姑射子”这一典故,自嘲自解,既然不能以静胜热,就只能怅恨无边了。结尾以反诘语收束,诗的意境也渐臻极顶。
诗人笔下的夏夜,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表现入微,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体物入神。诗人长期困居永州,对当地气候有极深入细致的感受,再经过缜密的构思和精心提炼,才收到了如此精妙的艺术效果。由于诗人将自己的感受、情绪写得很形象,很具体,就隐含着一种抽象的概念,因而带有象征意味。柳宗元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统治阶级奢侈腐化,赋税徭役日增,老百姓困苦不堪,形成了“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局面。诗人在永州期间广泛地接触百姓,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捕蛇者说》一文就以毒蛇与赋敛作比衬,深刻地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集团“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因此,诗人写夏夜酷热使人难以忍受,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又暗示着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唐王朝的暴政,使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还有什么“亭毒”可言!这正如杜甫在《无家别》所言“何以为蒸黎”一样,把老百姓逼到没法做老百姓的境地,又怎能做老百姓的主上呢?大唐王朝的统治又怎能巩固呢?这种在比兴中巧寓象征的手法,大大地拓展了诗的内涵,又增强了艺术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