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思》组诗共六章,写的是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各章之间并无贯串的故事情节。这里详析第三章和第六章。一则因为以这两章为主,连及其余,也就大致反映了全诗的面貌;二则因为这两章比较精采,也流传较广,在六章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先讲诗的第三章,前面两章已经写过:“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深沉的思念早已使她陷入难解难销的境地。“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此刻,这位思妇望着那悠然自得的浮云,便想托它给远方的丈夫捎去几句心中的话儿,可是那浮云瞬息万变、飘渺幻化,不可能叫人放心寄语。她徘徊彷徨,坐立不安,只有徒然相思而已。这无法摆脱的悲哀,激起了她对生活不公的感慨——“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后一句是写实,前一句不无夸张,现实中当然未必是“人离皆复会”。但是这么一纵一擒,就更能反衬出感情上的痛苦。人们在极度悲痛时往往难免有这种过激的感情和语言,比如“民莫不谷,我独不卒”(《诗·蓼莪》);又如《论语》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这一章十句,“人离”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因为“无返期”,才想到托云寄辞;因为“无返期”,所以思无尽时。妙在“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之前,又插入一个回顾的细节:自你离家之后,我从不梳妆,那明亮的镜子虽然满是灰尘,也无心事去擦它。这个倒叙,造成回环往复的效果,也是她纷繁杂乱心绪的写照。如果单就“自君之出矣”四句而言,则前一句为因,后三句为果,简洁明快,而又包孕丰富。“明镜暗不治”,虽是写事、写物,却可见其貌;“思君”二句,又可察其情。此情,此貌,正传神地刻画出思妇的生活和心态。所以从南北朝到隋唐,仿作者甚多,且皆以“自君之出矣”为题作五言四句的小诗。它之所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除了上面讲的晓畅隽永之外,大概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有清新自然之趣。正如钟嵘所说:“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朱弁也说过:“诗人胜语,感得于自然,非资博古。若‘思君如流水’……之类,皆一时所见,发于言词,不必出于经史。……拘挛补缀而露斧凿痕迹者,不可与论自然之妙也”(《风月堂诗话》)。这些都是在称赞它的不假雕饰的自然之美。
再讲诗的第六章。诗的第四章写夜不能寐,触景生情,泪如泉涌;第五章写睹物怀人,更增思念之苦;意在将“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得以具体充分地发挥。但是,思念无穷,诗终有结,第六章便是全诗的结尾。君无返期,音信不通,思亦无用,盼也是空,最后只剩下一个心愿:愿君莫忘旧情。这就很像“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孟郊《古别离》)的意思,只是这位温柔细心的女子说得更为曲折委婉。《诗·大雅·荡》中有句诗叫做“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里稍加改变,意思是说:人们做事情往往是有头无尾,不过我想你是能始终如一的。可是,想想分别多年,情况不明,世事难料,旧日的恩情还有保持的希望吗?但那种喜新厌旧,重新忘故的行为,毕竟是仁人君子所谴责、所讥刺的。“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不着己,不着彼,语意盘空,笔势突兀,它的分量在于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正直的生活准则和为人之道,下面四句正是就此生发,所以前人曾评曰:“以名义厚道束缚人,而语气特低婉”(《古诗归》)。其“低婉”之处,首先表现在她先说自己,再说对方:你虽然寄身远方,我可没有片刻忘了你;既然过去那么恩爱情深,现在该不会变得情淡意薄,想你也是时时思念我的。先自处于厚,次则言君不薄,以己之情动彼之情,婉曲动人。其次,表现在虽不无怨艾之情,不安之意,却绝不露圭角,一再地说:“想君能终之”,“想君时见思”,总以忠厚诚挚之心,构想“君”之所为、所思,其良苦之用心,全在盼美好之未来。这,便是千思万念之归宿,也是通篇之结穴。这一章时而写己,时而写彼;时而泛言,时而切指;时而忧惧,时而自慰;局势变换,一步一折,终落在凭空设想之处,似尽不尽,真是一片真心,无限深情,这大概就是钟惺说它“宛笃有十九首风骨”(《古诗归》)的原因。
牧童的生活是游荡不定的,也是浪漫的。牧童既不免经风雨、涉艰险,又总是从大自然中得到乐趣和慈爱。这是一首牧童唱的歌。早上,牧童赶着牛沿着弯曲的江水去放牧;晚上,牧童归来时就要摸黑走过山村的沟谷。早出晚归的牧牛生活是辛苦的,诗中写到的“朝”“夜”两次“牧牛”,第一次是指“牧牛去”,第二次是指“牧牛归”。四个“牧牛”的重叠,造成了一种歌谣节奏和韵味,同时表现了早晚放牧、日日放牧的辛勤劳动生活。“下江曲”和“度村谷”也表现了放牧生活的丰富多彩。
牧童总是在野外度过他的时光。在春天的漾漾细雨中,牧童披着蓑衣走过小树林;在牧童的芦笛声中,莎草一天天地绿起来。牧童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大自然是他最相熟相知的朋友。顽皮活泼的牧童还把蓬蒿插在腰间当作箭,想象着自己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连猛虎也不敢再来欺负小牛犊。
在诗中牧童生活不是一幅朦胧的牧牛景,而是处处显出诗人对放牧生活的深切体验。诗中所写的牧童的冷暖甘苦,也不是只从旁观察可得的,似乎诗人有过亲身体验。这样写景状物,描摹生活,才可以达到如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境界。
起首二句,袭用民歌的曲调,写了牧童早晚的行踪。质朴,淡雅,信手拈来,却象民间那种形神毕俏的剪影画。这是远景中的牧童身影;下面开始写近影:春雨如丝,无声地滋润大地。诗人仿佛是看到出林的牧童披起了蓑衣,才感觉到空中已经飘起了雨丝。一个“细”字,准确地抓了春雨的特征。下一句没有写人,写的是笛声。
“卧吹”二字,使人分明想见到仰卧在莎草中牧童天真,快乐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又使人体会到山谷中的清幽宁静。“莎草绿”照应了前面的“春雨细”,使人感到山村中的一切都是那样和谐、恬淡、清新和充满生机。最后二句,是牧童正面形象的特写。憨顽的放牛娃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勇士模样,“不怕猛虎欺黄犊”更是一语点出山中牧童那种勇敢无畏的强俘性格。诗人用那生动的笔触,以一种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勾勒了一幅“山中牧童图”。那清新、活泼,近乎口语化的语言,更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和人民有着较广泛的接触,如果不是向民间文学学习,从民歌中吸取营养,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些较好的作品来的。
这首诗写出了牧童放牧生活和情趣。前四句侧重描写牧童放牧的辛勤,诗人运用时空的转换扩大诗歌的内蕴。后四句着重描写放牧时的情趣:春雨绵绵,牧童穿行于林中草地,稍有闲暇,便吹响悠扬的芦笛,一会又胡乱地在腰间插满野蒿,恰似利剑,显得英武洒脱,这样就再也不怕猛虎欺负牛犊了。这种奇思漫想,生动地表现了牧童幼稚、天真的精神面貌,令人忍俊不禁。
游猎轻骄,概括边城儿的生活态度。“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迸落连飞髇。”六句,具体描写边城儿的生活态度。骑马驰骋,态度骄横,半酣鸣鞭,呼鹰出郊。弓不虚发,连落双鸟。“猛气”二句收束以上六句之意:猛气英风振沙碛,与游猎轻骄相呼应。末二句点明诗旨,照应开头,对比强烈。
结尾“白首下帷”运用典故,指汉儒董仲舒事,三年不出园只管读书。李白虽然作为一个诗人,但他的诗歌以及行事作风则更像一个游侠,与此诗相近的《侠客行》则是李白仗剑天下的内心写照。李白也是借此诗表明自己也要像边城儿一样,银白马鞍,弯弓满月,追逐自己报效国家的梦想。
李白的长诗很会营造氛围,对边城的军人的形象的描写是成功的,但决不是歌颂他们,李白往往在结句才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 此诗开头两句写自己胸怀壮志,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接着四句转入正题,就日俄战争图抒发感慨。最后两句表示诗人不惜牺牲生命,誓将用鲜血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决心。全诗篇幅不长,却情辞激越,令人为之动容。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瑾在浙江绍兴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她以自己的热血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首联大气磅礴,展现出意气风发的诗人主体形象。颔联点出观图之事,从而引发对日俄横行东北的极大愤恨。干宝《搜神记》说,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挖到深处全是灰墨,问学识渊博的东方朔是怎么回事,东方朔说要西域人才知道。到了东汉明帝时,西域有道人来,问道人,回答是:圣经上说,天地大劫将尽,着劫烧,灰墨便是劫烧的余灰。这里借指战火的灰烬,说岂能把大好河山给人作战场,遭受战火的破坏。这两句写忧国怀抱,渴望有救国的志士能出现,也含有以出群之才自期的意思。颈联两句充分表现诗人的忧国之情,并由忧国而思济世。尾联表达愿为祖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志向。
全篇所写,都是忧国的思想和救时的抱负,充满动人的爱国激情。语言朴素自然,直抒胸臆,不假雕饰,“忍看”“拚将”“须把”等词语的运用,将悲愤而激昂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劲健有力。全诗语言浅显明快,风格刚健豪放。情愫真率,披襟见怀;字重千钧,力能扛鼎。一腔豪气喷薄而出,丝毫不见女儿态。
此诗重点是写马,通过写马来赞颂鲁国的国君鲁僖公。诗分四章,可能与古代一车四马的驾车制度有关。有人说“《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孔颖达疏);也有人说每章各写马的一种品性,第一章是写“马之德”,第二章是写“马之力”,第三章是写“马精神”,第四章是写“马志向”(方玉润《诗经原始》),这却不免让人感到穿凿附会,四章中各种各样毛色的马都有,难道说“骊”一定是良马、“駵”一定是劣马?“彭彭”、“伾伾”、“绎绎”、“祛祛”与“臧”、“才”、“作”、“徂”这些形容词(或动词)也看不出与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两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内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两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叠句体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那样相互间有递进或联贯关系,而像《国风》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样,联章复沓只是为了取得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歌咏艺术效果。
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此篇尽管用的是赋法而没有比兴成分,但写来跌宕有致,马的形象既生动传神,对鲁君的颂美也点到即止,没有过分的张扬,一切都温而不火,流畅自然,这在《颂》诗中实不多见。全诗先将直接歌咏的对象群马置于广阔无边的原野这一环境背景,且冠以“駉駉”这一表形态的叠字形容词,这样篇首就鼓荡着一种矫健强悍的气势。接着,“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绍马的品种,马的品种繁多正可作“有无疆(期、斁、邪)”一句的注脚,为下文的赞颂作了有效的铺垫。“以车”云云,又以带叠字形容词的句子咏马之善于驾车疾驰,与上文的“駉駉牡马”句相呼应,而句中“马”字不出现,叠字词前后位置不同,又见出章法上的变化。最后,由写马转为赞美鲁君,但赞美鲁君仍紧扣住咏马,结尾一丝不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脉络很分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很纯熟。不妨说这是现存最早的专咏马的咏物诗,后世咏马之诗大致也是这样从马的形体(这在此篇中主要是通过写马的毛色表现出来)、马的动势、马与人的关系这几方面落笔的。作为咏物诗的雏型,它已显得相当完美。一些读者会有此疑问: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诗,为何不在《国风》中?鲁诗不称《风》而称《颂》,前引孔颖达疏实际上已作了说明,原因是鲁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室重视周公的功绩,尊鲁若王,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以观风,遂不及鲁诗。
从诗的历史文化意义上说,此篇以牧业的兴盛作为治国有方的一大业绩,反映出那个时代对马政的重视。据文献记载,在周代的“六艺”中,就专门有“御”(驾马车)这一艺,周穆王也有驾八骏遨游天下四方的传说。春秋中期,车战仍是战争的主要手段,一辆兵车需四匹马牵引,因此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必然与马匹数量密切相关,大国号称“千乘之国”,良有以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马政于是成为军国要务,各国诸侯都十分重视养马,这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赞扬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而《鲁颂》更是篇篇写到马,《鲁颂·駉》自不待言,《鲁颂·有駜》则诗题就是马肥壮之貌,《鲁颂·泮水》有“其马蹻蹻”句、《鲁颂·閟宫》有“公车千乘”句。在此篇中,写到不同毛色的马的品种有十六种之多,可见驯马养马这一业的发达。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马还远不止这些。语言学家们认为:某一民族语言中哪一属类事物的名词特别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该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与该类名词有关的科学技术特别发达。中国上古时期牲畜命名的多样化,正反映了畜牧业的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华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