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颂·良耜》诗中，已经可以看到当时的农奴所使用的耒耜的犁头及“鎛（锄草农具）”是用金属制作的，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的最大特色是“诗中有画”。
全诗一章到底，共二十三句，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从开头到“黍稷茂止”十二句，是追写春耕夏耘的情景；第二层，从“获之挃挃”到“妇子宁止”七句，写眼前秋天大丰收的情景；第三层，最后四句，写秋冬报赛祭祀的情景。
诗一开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春耕夏耘的画面：当春日到来的时候，男农奴们手扶耒耜在南亩深翻土地，尖利的犁头发出了快速前进的嚓嚓声。接着又把各种农作物的种子撒入土中，让它孕育、发芽、生长。在他们劳动到饥饿之时，家中的妇女、孩子挑着方筐圆筐，给他们送来了香气腾腾的黄米饭。炎夏耘苗之时，烈日当空，农奴们头戴用草绳编织的斗笠，除草的锄头刺入土中，把荼、蓼等杂草统统锄掉。荼、蓼腐烂变成了肥料，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黍、稷长势喜人。这里写了劳动场面，写了劳动与送饭的人们，还刻画了头戴斗笠的人物形象，真是人在画图中。
在秋天大丰收的时候，展示的是另一种欢快的画面：收割庄稼的镰刀声此起彼伏，如同音乐的节奏一般，各种谷物很快就堆积成山，从高处看像高高的城墙，从两边看像密密的梳齿，于是上百个粮仓一字儿排开收粮入库。个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妇人孩子喜气洋洋。“民以食为天”，有了粮食心不慌，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这可说是“田家乐图”吧！
另外，这首诗用韵或不用韵，依据内容的需要而作灵活处理，也是它的一大特色。“畟畟良耜，俶载南亩”，开头两句都用韵，“耜”“亩”叶之部韵。接着“播厥百谷，实函斯活”两句，却是无韵句。“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三句描写妇女、孩子到田间送饭，句句用韵，“女”“筥”“黍”叶鱼部韵，节奏明快。“其笠伊纠，其鎛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五句写夏日耘苗的情景，句句用韵，“纠”“赵”“蓼”、朽”“茂”是幽宵合韵，节奏也明快。“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这七句描写秋天农业大丰收情景，除“其崇如墉”一句不用韵外，其余句句用韵，“桎”“栗”“栉”“室”叶质部韵，“盈”“宁”叶耕部韵，同样节奏明快。最后四句，除中间两句“角”“续”叶屋部韵外，其余两句均无韵。
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此诗兴由“苏台览古”而起，抒发古今异变，昔非今比的感慨，则今日所见之苑囿台榭，已非昔日之苑囿台榭；今日苑囿台榭的杨柳青青，无边春色，不仅令人想起它曾有过的繁华，更令人想起它曾经历过的落寞。起句的“旧苑荒台”，以极衰飒之景象，引出极感伤的心境；而“杨柳新”，又以极清丽的物色，逗引起极愉悦的兴会。前者包含着属于历史的巨大伤痛，让人不由去作深沉的反省；后者又显示出大自然无私的赐予，召唤着人们去追求、去享受、及时行乐。第二句，继续对这种感受作进一步烘托。由柳岸湖中传来一曲曲悠扬悦耳的江南小调，更为这人世间不尽的春花春月增添了无限的柔情蜜意。不胜，犹不尽。“不胜春”三字，似乎将人们的欢乐推向了极致。但此时此刻，正是这些歌声，勾引起诗人的无限怅惘：昔日的春柳春花，吴王的骄奢，西子的明艳，以及他们花前月下的歌舞追欢，馆娃宫中的长夜之饮，都不断在诗人的脑海中盘旋浮动，使诗人躁动不安。由此，引出了三四两句。这是经由“旧苑荒台”逗引起的情感体验的进一步升华。人间没有不散的筵席，物是人非、江山依旧，昔日苏台富丽堂皇，歌舞升平，今天只剩下那斜挂在西江之上的一轮明月了。这两句景色凄清，情感古今，以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使读者的情感体验产生了新的飞跃。永恒的西江明月和薄命的宫中美人，作为一组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语境，旨意遥深，感人肺腑。
此诗一上来就写吴苑的残破，苏台的荒凉，而人事的变化，兴废的无常，自在其中。后面紧接以杨柳在春天又发新芽，柳色青青，年年如旧，岁岁常新，以“新”与“旧”不变，不变的景物与变化的人事，做鲜明的对照，更加深了凭吊古迹的感慨。一句之中，以两种不同的事物来对比，写出古今盛衰之感，用意遣词，精练而自然。次句接写当前景色，而昔日的帝王宫殿，美女笙歌，却一切都已化为乌有。所以后两句便点出，只有悬挂在从西方流来的大江上的那轮明月，是亘古不变的；只有她，才照见过吴宫的繁华，看见过像夫差、西施这样的当时人物，可以做历史的见证人罢了。
这首诗所表述的不仅有古今盛衰的历史喟叹，而且有执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因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总是在不断追求着自由自在，追求着超越解脱。但是，这种渴望与追求常常难以实现，人就常常难免陷入一种痛苦绝望的境地。古今贤愚，莫不如此，英雄美人，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