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写给善跳《霓裳羽衣舞》的歌女张云容的，描写其舞蹈的美妙姿态。用比喻手法，说舞姿像薄雾声亭亭玉立的红莲，像山岭上缭绕的轻云，像在春风中拂水的柔嫩柳条。全词给人以软美的意象。这是一种典型的软美。杨贵妃的舞蹈艺术、音乐艺术、语言艺术造诣，于此可见一斑。
“罗袖动香香不已”，是说绫罗的广袖舞动起来，像阵阵春风吹来，芬芳四溢。古代妇女衣妆多为广袖，加上“罗袖”细软，故舞动起来十分轻盈。“动”，舞动起来。“香”是指舞动时煽出的阵阵香风，带有宫人的脂粉味。由视觉到嗅觉，而且是“香不已”，都是称赞其舞姿之妍。“红蕖袅袅秋烟里”，是说好像红艳艳的荷花在初秋的轻烟里摇动。“出水芙蓉”本身就很美，再加上淡淡的“秋烟”薄雾，就像在轻纱中冒出的玉人，而且在荷风中露出“袅袅”柔美的身姿，就显得更美了。这是用“红蕖”作比喻，形容张云容的舞姿之美。
“轻云岭上乍摇风”，是说像岭上聚着白云，风儿忽然吹来立即飘浮一样。有时女演员伫立舞台，真如云挂秀岫。“乍摇风”极其形象地写出她突然问飞舞起来，给人带来意外的惊讶之感。这是从动作变换上写张云容的表演艺术。“嫩柳池塘初拂水”，是说像池边嫩绿的柳丝拂着平静的水面。“嫩柳”是喻舞人的娇小美丽，“拂水”指长袖舞动频频轻拂光滑的地面，似“嫩柳”拂池塘之水激荡起无限的涟漪。这句说明张云容舞姿之柔。
这首诗首句是总的概括，后三句全用比喻，是“香不已”的具体化。全诗以物作为审美对象，展开联想，描绘出张云容歌咏舞蹈表演的作品是很难写的，因为很难将优美的动作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杨贵妃这一首却写得很不错，有自己的特色。史书载杨贵妃“善歌舞，通晓音律”。的确，只有对音乐舞蹈本身是内行，才能有这样生动的描绘；只有具有诗才，才能用这样优美的文字并以诗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第一首一二两句都是因果句：由于“病眼”，所以“逢书不敢开”，由于“春泥”所以“谢客亦无来”。而这正是他感到寂寞的来由，“更无短计销长日”，春末时节，日并不长，然而偏偏说“长日”，大概是从《诗经》的“春日迟迟”化来。这个“长”字，有力地表明了作者的寂寞无聊。因为越是无事可做，便越感到日长，这正反映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厌恶。“短计”，即肤浅之计，“短”与“长”字相对，连个短计也还想不出来，真是无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围绕栏杆行走，而且至于百回之多，这样写有点夸张，可是读者又感到真实，因为这正是绞尽脑汁想出的“短计”，他的“短计”，似平只有如此。这句话写得很具体，也很形象，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围绕着栏杆不停地打转转。
以上两句，特别是末句，质朴无华，形同口语，这正是杨诗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在百无聊赖中，不免思归了。作者此次寓居临安，是短暂的，没有多久，便由于“丁父忧”而回乡了。看来他很不习惯于这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第二首“不关老去愿春迟”，暗点题目的“春尽”。春天己经过去，但他还希望春天走得慢一点。他明确表白这个愿望是“不关老去”的，究“愿春迟”的原因则是“只恨春归我未归”，这就道出了作者的积愫，也点出了题目的“旅怀”，原来是因为春已归去而自己却不能归去的缘故。“恨”字直贯“春归我未归刀。看到春归，“我未归”之恨愈甚。
“最是杨花欺客子”，又转向“杨花”杨花者，柳絮也，东风劲吹，杨花自然要飞向西去。“向人一一作西飞”，乃是春天的自然现象，然而作者却认为这是杨花的有意恼人，有意跟“客子”为难似的。杨万里江西吉州人，吉州在临安之西，杨花从临安西飞，飞向自己的故乡吉州。一个寄离临安的“客子”，而且对临安的生活又是厌倦，对西飞的杨花即既羡慕又嫉妒。
这两句的构思较之上两句尤为巧妙。周必大说：“诚斋（杨万里）大篇短章...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宋诗纪事》五十引）“春归”已令人恨，更可恨者则是“杨花”，故用“最是”二字以表达进一层的“恨”：杨花无知，何能恼人？然而它的“一一向西飞”，岂不是明明有意向人炫耀？作者把无知的杨花写成有知，把杨花由于东风而西飞的自然现象，说成是故意恼人。把西飞的杨花，涂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表达了作者深重的思归心情。不知道周必大的评论是否也包括作者的构思，然而这种构思是的确够得上“写人情意，曲尽其妙”的。
此诗语言清浅，讽旨颇深。诗人仅仅抓住富室女子首饰之华美珍贵这样一个典型事物进行渲染，深刻地揭露出贵戚显宦、地主富室生活的奢靡浮华。
不仅如此，含蓄也当是此诗的一个艺术特色。诗写一个富室女子的两片云髻就花费了“数乡”农民所缴纳的赋税，这就说明，她们所挥霍的并非他物，而是广大农民的血汗钱，从而以诗的语言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赋税的剥削本质，对农民的苦难寄寓了深刻的同情。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