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是诗人南奔途中创作的一首感时感事的诗，首联描写出发时的场景，中间两联叹家身兼伤国事，尾联收束到离别之上，又与时事密切相关。此诗精巧用典，含蓄吞吐，气脉连贯，沉郁浑厚，叙述伤时感事有杜甫沉郁苍茫的气韵，堪为佳作。

　　“商水西门语，东风动柳枝。”地、时、事兼叙，于地，则商水西门；于时，则东风动柳，是早春时季；于事，则临别告语。“语”字大约从杜诗学来。杜甫《哀王孙》：“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所与“语”者，当是前来送别的人；当然也似可兼指附近的商水河，言河水潺援之声，也如珍重话别。“东风动柳枝”，其时正是春季。既是眼前之景，又于景中含不尽之情。那柔弱的柳枝，给人一种缠绵的感觉，正是离情别绪的写照。吴文英说得好：“一丝柳、一寸柔情。”（《风入松》）。伤春又伤别，倍感无奈。这与《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殊为相近。这两句，又大有杜甫《发同谷县》“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之意。诗人此次南行，是迫于兵灾，更有许多不得已。此意含而不露，却待其后申叙。

　　“年华入危涕，世事本前期。”句叙而兼议，将首联暗蓄之意进一步发明。“年华”承“东风”，“危涕”接别语，虽重在个人感受，而实有伤时之感寓于其中。孟子有“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之语，江淹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恨赋》）之句，故简斋之危涕，实有孤臣之悲。“入”字提炼得新鲜有力，自是江西诗派之家法。“世事”主要特指眼下国有累卵之危，民有倒悬之急。如此窘境，绝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执政者失策之种种，只要联系当时历史状况，自然不难明白。

　　“草草华公策”，紧承“世事”句，追究前事之因。“华公策”，用刘宋时征北将军华道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事，讥刺北宋朝廷避金人、求苟安的失计。诗人用华道济典故，追咎宣和七年（1125）北宋朝廷退避金兵，以致军机贻误、汁京被占的罪过。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原本相连，诗人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度日了。

　　“茫茫杜老诗”，杜甫在入蜀以后以及在湖湘时期，写到安史之乱或各地军阀的战争时，多用“干戈茫茫”字眼。如《南池》诗：“干戈浩莽莽。”又如《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诗：“九州兵革浩茫茫。”诗人平生极为推崇杜诗，在创作上经常模仿；更重要的是老杜后半生多在战火中度过，而其伤时忧乱之作特多。时异事同，而孤臣之心难诉，他只好在吟诵杜诗之求得安慰了。

　　尾联所云，尽管仍然与时事密切相关，但在诗意上则收束到离别之上。“山川马前阔”，则前路漫漫，不见尽头；“不敢计归时”，则归期杳杳，未有已时。身世之感，黍离之悲，充盈弥漫。

　　上片从地理环境和天气写起，为梅之出场烘托气势。“门横皱碧”三句是倒写，从逻辑上说，应是先“春近江南岸”，然后词人循路而去，一路烟水苍茫，春景迷离，最后来到梅之所在。“皱碧”“苍烟”“江南岸”，处处有水，可见梅在水边。“暮寒如翦”写时当日暮，春寒料峭，“翦”暗含春风之意，“翦翦轻风阵阵寒”，呼应开头“门横皱碧”，有冯延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谒金门》）意，落实“春近江南岸”。“临溪影”两句，梅花出场，然而出场的只是影子。梅影映在溪中，枝枝疏影横斜，临水照花清浅。此写梅花之态与韵。其态横斜，其韵清幽。用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山园小梅二首》诗之一）诗意。“飞霙弄晚”三句，宕开一笔，写素雪飘零，飞舞暮色，把浮动的暗香吹散千里。此写梅花之香与色。其香悠远，其色衬雪。暗用王安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诗意。词人善用侧笔，写梅花姿态，从临水照花写起，写梅花香色，从飞雪飘梅写起，化用前人诗句以熔铸意境。词人先写梅花所处之环境气氛，再写梅花之香色态韵，写梅影、梅香、梅色、梅雪，为梅花之正式出场蓄势。“端正看”三句仿佛欲正面写梅花，却依然不写梅花之花蕊枝萼如何，而是陡然一转，将梅花比作当年薛昭在兰昌宫中所见之艳鬼。词人在此地见到梅花，就和当年薛昭在兰昌宫见到三姝一样，“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总似”二字，写其惊喜不定，徘徊叹赏之情，如此美景，岂是人间当有。前有“飞霙”二字，为此处“琼树”做伏笔。

　　过片承接“琼树三枝”而来，分写三姝之美，以譬喻梅花。“酥莹云容夜暖”，以“酥莹”形容云容肌肤之细腻温润、晶莹无瑕，如暖玉温香。因薛昭曾与张云容同衾共枕，因而此语甚是恰当。“伴兰翘清瘦，箫凤柔婉。”薛昭并未与二女同衾，故此着一“伴”字。兰翘取其消瘦之态，箫凤取其柔婉之情。云容酥莹，写梅花晶莹玉润之色泽，兰翘清瘦，写梅花疏影横斜之姿态。箫凤柔婉，写梅花幽婉娴雅之品性。“夜暖”二字，反衬上片之“暮寒”，大有柔情骀荡之意。梅花之美，直令人忘却春寒，神魂飘荡。“冷云荒翠”三句半实半虚，写三姝身处荒官古墓，只有冷云流离，荒烟蔓草，孤栖百年，幽恨从生，无语中暗含春怨。“春怨”既写三姝远离人间春情，亦写梅花开在暮雪飘零之时，不为东君所赏。李商隐《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幽怨之情、春恨之意，兼人兼花。“东风半面”三句，从三姝而来，比喻花瓣凋落，用李洪《念奴娇·晓起观落梅》词意：“半面妆新，回风舞困，此况真奇绝。”“料准拟、何郎词卷。”写即使梅花在春风中飘零，也依然能为何逊这样的才子所赏，写出优美的诗篇。何逊《咏早梅》：“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梅花知道自己飘落的早，因此不待春浓便开，而即使飘零，也已在飘零之前占尽春光。”欢未阑”三句，写梅花落尽，然而欢乐不尽，待到梅子熟时，正好当庭院昼阴，日日相对，供人倚靠。“烟雨青黄”化用贺铸《青玉案》词：“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想象梅花将来之景，亦暗用张云容还阳故事。

　　此词咏梅，词笔幽艳，颇多波折。铺垫梅花之背景气氛，梅花久久不出，为第一波折；梅花既出，而从梅影、梅香、梅色、梅雪写起，并不正写梅花，为第二波折；正写梅花而以张云容故事为喻，兼及兰翘、箫凤，密丽质实，雕缋满眼，为第三波折；从“暮寒如翦”写至“酥莹夜暖”，又写至“冷云荒累”，最后至“烟雨青黄，昼阴庭馆”，时空错综，忽而实景，忽而幻觉，忽而想象，忽而展望，令人目眩神迷，悲喜不定，为第四波折。有此几段波折，使得词境更为丰富，颇堪玩赏。

　　《楚辞》篇名。包括9篇作品。依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这9篇的作者，王逸都定为屈原。

　　宋代洪兴祖则疑《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4篇非屈原作（《楚辞补注》）。明代许学夷也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非屈原口气，疑为唐勒、景差等人所作（《诗源辨体》）。清代顾成天则定《惜诵》、《惜往日》二篇为河、洛间人所作(《读骚别论》)。而近人还有说《哀郢》为庄辛所作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但所有这些怀疑，多以文气为判定真伪的标准，尚无确凿有力的证据。

　　关于《九章》名称的意思，王逸训“章”字为“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愤道甚著明也”，显系出于汉代经生陋说，不足为训；朱熹认为《九章》乃“后人辑愤，得其九章，合为一卷”（《楚辞集注》），较为合理。至于辑录、题名者，或认为是刘向，或认为是淮南王幕府中的文学愤士，尚无定论。

　　关于《九章》各篇的写作时、地问题，王逸认为它们都是屈原流放于江南时所作；朱熹则认为“非必出于一时愤言也”（《楚辞集注》）。细观《九章》各篇内容，朱说较符合作品实际。至于《九章》中各篇的具体写作时间及其排列次序，明代黄文焕，清代林云铭、蒋骥及现代楚辞学者各有考订，说法不一。

　　《九章》各篇的思想内容，因并非出于一时一地，所以应当分别看待。其中：

　　《惜诵》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心情，内容略与《离骚》前半篇相似。

　　《涉江》似是自叙放逐江南的行迹，反映了诗人高洁的情操与黑暗混浊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哀郢》一说作于庄□暴郢愤后，一说作于白起破郢（前278）愤后，抒写了诗人对破国亡家的哀思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抽思》大概作于屈原被疏于汉北愤时，抒发了诗人见疏于怀王愤后的怫郁幽怨愤情。

　　《怀沙》为屈原自沉愤前不久所作，一说为怀沙石沉江，一说为怀念长沙，其中着重叙写了诗人正道直行、不随世浮沉的节操以及准备以死来殉理想、殉信仰的决心。

　　《思美人》反映了诗人思念其君而不能自达，但又不愿变心从俗的心情。

　　《惜往日》有人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词。概叙了诗人一生的政治遭遇，为因谗人破坏和国君昏庸使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而深感痛惜，也表示了必死的决心。

　　《桔颂》一般认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通篇就桔的形象和特征作出拟人化的描写,可以看成是作者人格和个性的缩影。

　　《悲回风》则流露了一种低徊缠绵的忧苦愤情。

　　《九章》各篇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也不一律。其中《桔颂》一篇清新秀拔，别具一格，从辞赋的体裁上说，开了体物写志的先河。《哀郢》、《涉江》、《怀沙》三篇情景交融，诗味腴厚，在《楚辞》中允称上品。其写景愤句如“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宛然如画。抒情语句如“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恳挚缠绵,颇有回肠荡气愤致。至于《惜往日》、《悲回风》二篇，艺术上较他篇略为逊色。《九章·桔颂》图清代门应兆作。

　　中国传统诗歌源远流长，但以叙事为主的史诗却一向不发达，因此《诗经》中为数不多的几篇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便受到今人的充分关注。《大雅·生民》就是这样的作品。

　　此诗带有浓重的传说成分，而对农业生产的详细描写，也反映出当时农业已同畜牧业分离而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事实。

　　诗共八章，每章或十句或八句，按十字句章与八字句章前后交替的方式构成全篇，除首尾两章外，各章皆以“诞”字领起，格式严谨。从表现手法上看，它纯用赋法，不假比兴，叙述生动详明，纪实性很强。然而从它的内容看，尽管后面几章写后稷从事农业生产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却仍不能脱去前面几章写后稷的身世所显出的神奇荒幻气氛，这无形中也使其艺术魅力大大增强。

　　诗的第一章写姜嫄神奇的受孕。这章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履帝武敏歆”，对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历来是笺注《诗经》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毛传把这句话纳入古代的高禖（古代帝王为求子所祀的禖神）祭祀仪式中去解释，云：“后稷之母（姜嫄）配高辛氏帝（帝喾）焉。……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dú），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就是说高辛氏之帝率领其妃姜嫄向生殖之神高禖祈子，姜嫄踏着高辛氏的足印，亦步亦趋，施行了一道传统仪式，便感觉怀了孕，求子而得子。唐代孔颖达的疏也执此说。但汉代郑玄的笺与毛传之说不同，他主张姜嫄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生子的。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这样的解释表明君王的神圣裔传来自天帝，是一个神话。然在后世，郑玄的解释遭到了王充、洪迈、王夫之等人的否定。现代学者闻一多对这一问题写有《姜嫄履大人迹考》专文，认为这则神话反映的事实真相，“只是耕时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他采纳了毛传关于高禖仪式的说法，并对之作了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神尸舞于前，姜嫄尾随其后，践神尸之迹而舞，其事可乐，故曰‘履帝武敏歆’，犹言与尸伴舞而心甚悦喜也。‘攸介攸止’，‘介’，林义光读为‘愒（qí）’，息也，至确。盖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闭之处，因而有孕也。”闻一多的见解是可取的。还有两点：一、足迹无非是种象征，因此像王夫之等人那样力图在虚幻和事实之间架桥似乎是徒劳的。二、象征的意义是通过仪式的摹仿来完成的，舞蹈之类都是摹仿仪式，而语言本身也可以完成象征的意义，如最初起源于祭仪的颂诗；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表现能力的扩张，神话才超越了现实，诗歌乃具有神奇的魅力。

　　诗的第二章、第三章写后稷的诞生与屡弃不死的灵异。后稷名弃，据《史记·周本纪》的解释，正是因为他在婴幼时曾屡遭遗弃，才得此名。此篇对他三次遭弃又三次获救的经过情形叙述十分细致。第一次，后稷被扔在小巷里，结果是牛羊跑来用乳汁喂养了他。第二次，后稷被扔进了大树林，结果正巧有樵夫来砍柴，将他救出。第三次后稷被扔在了寒冰之上，结果天上飞来只大鸟，用温暖的羽翼覆盖他温暖他。初生的婴儿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终于哇哇哭出了声，声音洪亮有力，回荡在整条大路上，预示着他将来会创造辉煌的业绩。那么，对于后稷遭弃这一弃子之谜，历代经史学家有许多解释。贱弃说在鲁诗中就已产生，刘向《列女传》和郑玄笺都执此说。另一较早的说法是遗腹说，首先由马融提出。此后，苏洵持难产说，朱熹持易生说，王夫之持避乱说，臧琳持早产说，胡承珙持速孕说。另外又有晚生说、怪胎说、不哭说、假死说、阴谋说等等。近世学者则多从民俗学角度出发，各倡轻男说、杀长说、宜弟说、触忌说、犯禁说等。英雄幼时蒙难是世界性的传说故事母题，一连串的被弃与获救实际上是仪式性的行为。古代各民族中常有通过弃置而对初生婴儿体质作考验或磨练的习俗，这种做法名为“暴露法”（Infantexposure），弃子传说则是这种习俗遗迹的反映，弃子神话正是为了说明一个民族的建国始祖的神圣性而创造的，诞生是担负神圣使命的英雄（具有神性）最初所必经的通过仪式，他必须在生命开始时便接受这一考验。而所有的弃子神话传说都有这么一个原型模式：一、婴幼期被遗弃；二、被援救并成长为杰出人物；三、被弃和获救都有神奇灵异性。此诗第三章中的弃子故事，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章除了叙事神奇外，笔法也可圈可点，对此前人也有所会心，孙鑛说：“不说人收，却只说鸟去，固蕴藉有致。”俞樾说：“初不言其弃之由，而卒曰‘后稷呱矣’，盖设其文于前，而著其义于后，此正古人文字之奇。”（均见陈子展《诗经直解》引）

　　诗的第四至第六章写后稷有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特殊禀赋，他自幼就表现出这种超卓不凡的才能，他因有功于农业而受封于邰，他种的农作物品种多、产量高、质量好，丰收之后便创立祀典。这几章包含了丰富的上古农业生产史料，其中讲到的农作物有荏菽、麻、麦子、瓜、秬、秠、麇、芑等。对植物生长周期的观察也很细致，发芽、出苗、抽穗、结实，一一都有描述。而对除杂草和播良种的重视，尤其引人注意。这说明汉民族已经开始成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甲骨文中，“周”字写作“田（四格中各有一点）”，田是田地，四点像田中密植的农作物，可见汉民族的命名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据史载，弃因善于经营农业，被帝尧举为农师，帝舜时他又被封到邰地。弃号后稷，后是君王的意思，稷则是一种著名的农作物名。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并称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一切都表明汉民族与稷这种农作物的紧密联系。那么对于稷具体究竟是哪一种谷物的问题，唐宋人多以为稷即穄，是黍的一种，清代经学家、小学家则普遍认为就是高粱，这几乎已成定论。今人又有新说，认为它是禾的别名，也就是粟，去种皮则称小米。这几章修辞手法的多样化，使本来容易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跌宕有致，不流于率易。修辞格有叠字、排比等，以高密度的使用率见其特色，尤以“实……实……”格式的五句连用，最富表现力。

　　诗的最后两章，承第五章末句“以归肇祀”而来，写后稷祭祀天神，祈求上天永远赐福，而上天感念其德行业绩，不断保佑他并将福泽延及到他的子子孙孙。诗中所述的祭祀场面很值得注意，它着重描写粮食祭品而没有提到酒（虽然也是用粮食制成），这大约也表明后稷所处的尧舜时代酒还没有发明吧。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则中国酒的发明在夏代，此诗的叙述当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而烧香蒿和动物油脂这一细节，恐怕也是后稷所创祀典的特殊之处。“上帝居歆”云云，则反映出当时可能有人扮的神尸来享用祭品，可供研究上古礼制参考。全诗末尾的感叹之词，是称道后稷开创祭祀之仪得使天帝永远佑护汉民族，正因后稷创业成功才使他有丰硕的成果可以作为祭享的供品，一结赞颂的对象仍落实在后稷身上，而他确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