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这首闺怨诗描写贵族女子白天郊外游春、夜间独守空房的复杂心理。
诗的开头，描绘出早春的美丽景象。“紫梅发初遍，黄鸟歌犹涩。”紫梅刚刚开遍大地，黄莺的歌声才开始歌唱，休憩了一冬的嗓子，尚未划破那缕梗在喉间的生涩。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少妇，在万物复苏的早春中，出游弄春。“谁家折杨女，弄春如不及。”那刚抽出嫩芽的拂柳，被她轻轻地扬起在那纤纤细手之中。春光与少女的青春丽容交相映衬，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爱水看妆坐，羞人映花立。”她怕是爱那清澈荡漾的春水吧，静静地绕水而坐，望着水中那秀丽颀长的脸颊，婀娜的身姿，嘴角不禁暗自抿出一抹微笑，遂对镜而妆。却又羞于见人，于是，那曼妙的身姿，掩映在绚烂的花丛之中，一时间，尚分不清楚人面桃花，哪个更艳。这两句很细腻地表现出她顾影自怜的心理。“香畏风吹散，衣愁露沾湿。”置身于此番美妙的春色里，只怕那徐徐的春风吹散了她幽幽的清香呵，那花丛里晶莹透亮的露滴，弄湿了她新着的春装。这两句为以下的情绪由喜转悲作了铺垫。“玉闺”二句写主人公回房。一晃，日落了，这春意盎然的日子，时光总是那般易逝，乘着那装饰华美的车子，恋恋不舍地归至皇城东面的青门之中，那是她独身栖居的小天地。“游衍”四句，写出了女主人公的复杂心情：本以为那盎然的春景，那外出游玩的乐趣，能驱走心底的那份惦念，谁知这“销愁更愁”的消遣，却更加勾起对丈夫的无限思念，春景甚美，然身边少了那个共赏美景的人，纵是再美的景致，在她的心里，都比不上他那一抹含情脉脉的眼神。这次第，怎生勾起了无限伤感之意，却只有暗自垂泪，手里的彩绢，都被那思念的泪珠湿润了。时常在睡梦中梦见那远方的身影，望见他那高大的身姿，闻见他那熟悉的气息，归来时天色已暗，恍惚间，恍若见到了那梦牵萦绕的身影。结句归为女子羡慕同栖双燕之乐。她望着那屋檐前双宿双飞的燕子，猛然慨叹，自己竟不如那檐前双栖的燕子，表现了妇女对丈夫的思念和期盼丈夫归来的情怀。
这是一份孤独的美丽，亦是一份美丽的哀怨。在诗人的笔下，活脱脱的一位独居深闺的贵族少妇，承载着满心的思念之心，在这鸟语花香的季节里，更是衬托出她内心的复杂之境，那份哀思，那份幽怨，亦夹杂着几许无奈。怨，却怨不了谁，只是心底那汹涌的思念之情，却是怎么也无法排遣消散的。
简单朴素的语言，却是那般深入到位地描绘出诗中女子复杂曲折的心理，这归功于诗人巧妙的笔法和细腻独到的心思。一字一句，虽是平淡，却都是精雕细琢，勾勒出无尽的意境的；二是诗中反衬手法的妙用，初春乍始的景色，亦引发出女子心底相思之情的萌动，她尽情的游乐，反却徒增相思之苦，末句那双宿双飞的燕子，更是反衬出少女内心的伤感。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此诗起句擒题，“沧江泝流归”，谓沿长江逆流而上，起自金陵，云“归”而未道及终点，恐怕大抵不出太平府（今安徽当涂、芜湖）一带。在归途中过白壁山，此山之三峰，本已是“中起如垩”，加以秋月郎照，当然更见其白了，“白壁见秋月”，此句看似平实，却深得自然风致。在白壁山下看见秋月，一“见”字，悠然自得，不期而遇，正如陶渊明《饮酒》中的“悠然见南山”，自然无为之中，意与境会，真味盎然。上句“白壁见秋月”，下句“秋月照白壁”，非仅是上下句连的顶真句式，而且二句中仅换当中一字，余为“白壁”与“秋月”的词序颠倒，颇饶民歌风味。“秋月照白壁”，在平淡自然之中，作者由“见秋月”的无心而得，转为凝心观照，注视月色下的白壁山。山色之白更得月色之白，“皓如山阴雪”，此句足传月光下白壁山的迷人风采了。晋人在山水赏会之中，对自然风光一往情深，李白形容月下山色如“山阴雪”，不仅出于《世说》，而且亦如晋人那样，怀有对山水的无比热爱。李白不仅对此景色深为留连，而且推己及人，以自己之心为他人之意，用“幽人停宵征，贾客忘早发”，进一步渲染月色、山色之美。《诗经》中有“肃肃宵征”之句，李白云“幽人停宵征”。商贾逐利而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却也“忘早发”。幽人与贾客之所以驻足不行，是因为被自然界的动人美景深深吸引住了。
在“溯流”的过程中，“白壁山玩月”是第一个高潮，虽然幽人停其宵征，贾客亦忘早发，但“林无静树，川无停波”，总不能容与江中忘其所归，何况还总有“行舟催发”一幕吧，于是，船又继续泝流而上，“达天门”而成第二个高潮。
“进帆天门山”，一“进”字足见体物之妙，既是进发之意，又是因地形而言。由于江东的博望山（东梁山）与江西的梁山（西梁山）夹江对峙，形似天门，船行至此，有入门之感，故“进帆”二字确是传神之笔。“回首牛渚没”，因天门耸峙，遮断视线，回首眺望，已不见牛渚山踪影了。李白《望天门山》写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此处的江山形势可见。前句“进帆”，后句“回首”，一进一回，极得生动之致，物色与人之精神皆治。夜间已去，曙色渐现，“川长信风来，日出宿雾歇”。此二句描绘了天门山一带的江间美景：江风沾着长川吹拂，日出而宿雾渐歇。杜甫曾称道李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日出宿雾歇”，就是化用鲍照诗句“江寒雾未歇”而来，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亦云：“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可见李白虽推尊汉魏风骨，却也不废六朝的清词丽句，对其有所汲取和熔铸。
诗至于此，“白壁山玩月”与“达天门”两个内容均已完成，前者的山色与月色，后者的山势与风、雾，均传其神韵，得其气象。于是，再转为“寄句容王主簿”的第三个内容。“故人在咫尺，新赏成胡、越。”据《唐书·地理志》可知，江南东道昇州江宁郡有句容县，离此地不远，“在咫尺”并非夸张过甚。然而，咫尺之遥竟成胡、越之远，胡地在北，越地在南，其间距离遥远为一义；另一义则如《吴越春秋》所说“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同类相亲之义也。”李白为人傲岸，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平交诸侯，长揖君主，王主簿以九品官当“故人”之称，如非深知，必与李白为人有相似之处，胡越之叹的同类相亲之义，或许不是妄加。诗人并未说出咫尺成胡越的原因，而深切地表达了作者诗人对王主簿的一片深情：“寄君青兰花，惠好庶不绝。”这未免令人想起《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也令人想起陆凯的《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礼轻情重，诗虽止而情未止。
李白喜游山水，“凡江、汉、荆、襄、吴、楚、巴、蜀，与夫秦、晋、齐、鲁山水名胜之区，亦何所不登眺。”（刘楚登《太白酒楼记》）李白尤爱月亮，其字为太白，孩子叫明月奴，诗中常写明月，这是他向往光明、纯洁，痛恨污浊、庸俗所致。此诗之大江、明月、白壁如雪，既是诗人所见之处境，又是诗人所发之内心，堪称情与景融，意与境合。
“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明月下的白壁山，如山阴雪景的皎然洁白，悬照大江之上，似一幅静止的图画。而“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川长信风来，日出宿雾歇。”却是四个活动画面的转换。进、回、来、出、歇五字，皆极平常，又恰到好处，入天门、望牛渚，风来、日出、雾歇，时间推移，行程亦变，景物变换，极其自然。白壁玩月为静，天门行舟为动，分则各得其宜，合观互为映衬，在李白的笔下，有郢匠运斤之妙，转接自如，毫不费力。
此诗以写景为主，却又不乏抒情妙笔。前面的“幽人停宵征，贾客忘早发”，是将己情移之于人，以停征，忘发言秋月白壁之景色迷人，加深对大自然美景的热爱。后面的咫尺之叹、胡越之慨，足见李白与友人的一片深情，而寄君青兰之举，惠好不绝之想，更翻新了古诗意境，使人有情韵不竭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