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在永贞元年（805）被贬为郎州司马，到元和十年（815）离开。此诗即作于郎州任上。
春天悄悄地来了，小小的昆虫也抖擞精神活跃起来。反顾自己，却似屈原当年之被馋放逐，有家难归。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察觉往昔自己的天真幼稚。异乡度岁，旧友星散，梦庭冷落，这已经够凄冷了。作者又以儿童过节时候无忧无虑的欢乐、嬉戏作衬托，更深一步显示自己的抑郁和寂寞。透过诗歌表面郁气的平缓、冷静，我们更能感受到诗人灵魂的颤动、不平。
见于姜云选注的《古人吟佳节：节令诗三百首》中的第6页-第7页。
整首诗都是想象，前两句写春夜的清冷孤寂，极力描写了其妻独居家中的寂寥，后两句想象其妻醒后想念自己的情景，通过对自己想象中的细节的刻画，描写出其妻期盼与丈夫早些相聚的心情。这首诗写的实际正是诗人思妻心切，可以说诗人是以思夫之心，表思妇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诗的前两句“酴醾香梦怯春寒，翠掩重门燕子闲”，从大处落墨，极写其妻空闺寂寥。酴醾，作者用它来比喻其妻之“香梦”，一方面寄托了自己的相思之情，另一方面也在着重强调：即便是这样甜美的梦，也害怕春寒寂寞的搅扰。更何况“翠掩重门舒，深锁空闰，又增加了几分冷冷清清的气氛。这里的“燕子闲”有两重意思：其一，“闲”表示寂静，思妇“香梦”为“春寒”惊醒后，愁肠婉转，四顾寂寥，无可诉说，其二，“燕子护归巢为“闲”，鸟儿尚能雌雄相守，夜落归果，无形中把人的那种孤寂心情也就衬托得更强烈了。
接下来，作者又用“敲断玉钗红烛冷，计程应说到常山”两句诗写他妻子梦醒后思念丈夫，切盼与丈夫早些团聚的心情。前句诗用了两个细节：“敲断玉钗”和“红烛冷”。玉钗本为女子心爱之物，专用来梳妆打扮的。可是，由于丈夫久出不归，“首如飞蓬，谁为适容”，她竟慵自梳头，懒于打扮了。不仅如此，当她拿起了“玉钗”时，顿然间竟有无限的惆怅之情涌上心头，索性拿它来作为计算丈夫归期的工具，一遍一遍地敲，一遍一遍地想，一遍一遍地算，最后竟把玉钗“敲断”了。在这个细节中，作者虽然丝毫没有提到“思”字，但思妇的那种心情却被刻画得那么突出，使人们仿佛能见到她的一脸愁容。同样，“红烛冷”一方面极言思妇“敲钗”时间之长，甚至燃尽红烛，天将破晓，另一方面还巧妙地暗示了女子红颜已老，青春将逝，由此更加衬托思妇的愁情满怀。
最后，“计程应说到常山”，既是点破思妇何以愁怀不解的句子——因为不管是“香梦”也好，“燕子闲”也好，“敲断玉钗”也好，作者尽管让思妇愁肠婉转，却并役有直说她是为了思夫才受了这样的煎熬，这句却以“计程”轻轻地点了出来，使诗意更加明确；同时，这句话又说明了这一切不过都是作者在常山旅舍中想象的—这不仅因为“应说到常山”是一种猜测的口气，而这“猜测”让夫妇双方不谋而合，更增加了双方的思念之情，而且还因为前文中的厂“香梦”“重门”为女子所特有。至此，读者才真正弄清楚了“题邸间壁”与诗的关系：原来作者是以思夫之心，度思妇之腹。
召公在治西方的时候，治理得当，人民和睦。等到他去世了，人们怀念他，连他种的树都不忍心破坏，后人便作了这首诗来纪念他。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体现了人民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
《甘棠》一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如《毛诗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对比每章第二句针对甘棠发出的动作：首章曰“勿伐”，伐是齐根砍断；次章曰“勿败”，败是坏其枝叶；末章曰“勿拜”，拜，攀援使弯。《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行为动作上的由简至繁、由小到大，体现的是对主题的逐层深化。但这首《甘棠》一反故常，表现为动作上和行为上的先重后轻。由断到折再到使弯曲，动作愈来愈轻 。它说明了人们对甘棠的珍重态度，伐倒是不行的，折断枝叶也不可，既使是攀援弄弯也是不准的。于是这组动词的妙处和这组叠句的妙处所在即为： 它是用先重后轻的方式传达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基于敬仰、怀念召伯衍生出的对甘棠的情感。
再看每章末句由召伯做出的行动：首章曰“所茇”，茇是居住的意思，居住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次章曰“所憩”，憩是休息，休息是较短时间内的状态；末章曰“所说”，“说”读为税，税即税驾，停下车子叫税驾，停下车子的时间比休息片刻的时间还要短。由居住到休息再到停车，行为愈来愈简。一位可敬的人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地方就成了他的故居，人们视其为圣地，在那里人们睹物思人，想见其为人，有历史感和真实感。如果这可敬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别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就是他曾经立足、流连的地方也会神圣起来，同样，这组表示召伯行为的动词也像上组动词一样 ，表现了人们对召伯的无上景仰之情，其实这正是重章叠句的好处。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
此诗表述的心愿为思国、思乡和美政理想一定要实现，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香草美人皆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指楚国君主（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女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
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像力；正由于此，此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诗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此诗写追慕先贤，感慨时世，劝谏君王，希望君王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表达了作者坚守节操、不变节从俗的决心。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而思君、爱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想像奇特，神思飞扬，堪称一篇浪漫主义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