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作者寄给妻子的诗，首句提出“途中景”，以途中景色，见别后离情，末两句实写途中景色，于所写景色中表现作者情怀之极苦、极乱。全诗以景抒情，写得简略含蓄，但作者的别后心情，所谓“黯然消魂”者，却又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途中景色，见别后离情，这是古代诗词中最常用的抒情方法，即以实处见虚，则实处皆虚。不说“心情”，而只说沿途风物，风物虽是早已客观存在，而行人此时此地之心头滋味却是个人所有。其深度和其浓度作者均未明言。且别情之浓，别情之乱，若一一说去，将不知费去几许笔墨，愈说得多，愈不能将此弥漫四野、飘忽怊怅之心情说全、说清，故将虚化实，使实处全虚，则更易感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采用这种表现手法。
按一般叙述方法，诗之顺序应为：“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试说途中景，方知别后心。”今将句倒转，是作者独具匠心处。第一联为第二联作铺垫，第二联陡转，转折颇险而陡，因奇特而见警策，可谓能于险中求警；若按意思顺序来写，则是平铺直叙，而无跌宕之势。读后只能感到行人于日暮时，说出风雪乱山中之感受，及因此感受而思念家人之心情，虽流畅而失之浅淡。此则不同，读首联竟不知所云“别后心”究竟如何，读次联不仅可知“途中景色“，亦可于所写景色中感知作者情怀之极苦、极乱。
首联提出“途中景”，却全无一字说此“景”字，提出“别后心”，既不作心情之描述，又无形象以见意。而此诗却又转回头去接第一句去写“途中景”。如此安排，使读者自知景即心，心即景，与其写不易着笔之抽象心情，不如写引起此种情怀之实景，于实景中见到此极苦、极乱之心情。一如刘长卿之《逢雪宿芙蓉山》：“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只着一“贫”字，使下联之实写“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实处全虚，一片苍茫凄寒之感，弥天而来，别人多少言语说不尽者，只以十字匀染出矣。孔平仲此诗的妙处也在于此。
这是一幅清新、流丽、色彩淡雅的水墨画。词人通过层层点染，步步铺陈，描绘了夏日雨过天霁时水中莲叶荷花的美景。
词的上片通过首句点出所咏之物。
“红”既写荷花颜色之美，同时也写其开放之盛。“袅袅”则兼写外貌与精神，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荷花的柔丽妩媚、婉转多姿。次句转写荷花的生长地，“蒹葭”以喻微贱，又用一个叠词“脉脉”写出了荷花甘于微薄、不攀不附的品格，同时也寄托了词人的志趣 。“西风”、“疏雨”两句点染秋景、以衬荷花，表面上看似写荷花所处的秀美自然环境，实则通过写与荷有关的事物来达到写荷的目的。这是一种“借笔”，写风、写烟、写雨，也同样是写荷，而且写来不是那么质直，而是飘逸、空灵，把荷的形象写活了。无风荷不香，荷便是死荷。这里的风不能是狂风，而是“淅淅”的风。同样，荷与雨的关系也至密切，这里的“雨”也应是“疏疏”的雨，至于这种雨后的荷花 ，则更有美人出浴之妙 。这两句中的三个叠词用得恰如其分。以“渐淅”轻微的风声写金风初动、摇荷传香，以“淡淡”状“烟”、以“疏疏”限“ 雨”。这样配搭起来，就能尽善尽美地托出荷花“袅袅”、“ 盈盈”的生动情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交代了所咏之物及其生长处所之后，正是要着力写其形象的时候，却不去作质直的、忠诚的正面描绘，不作主观的“说破 ”，而是只从几个方面作点染烘托，写了“淅淅西风淡淡烟，几点疏疏雨”便结束了上片。这正是作者不落窠臼、自出心裁的地方。这种写法能给读者留下无限广阔的想象余地，使读者由此及彼，神明顿发产生美的联想，而造入三昧之域。
下片写雨后天霁，“草草展杯觞，对此盈盈女。”词人巧妙地从外部空间移向欣赏主体所在的小空间──船舱里：桌上简简单单地摆上了酒杯和菜盘，朋友们正举杯畅饮，席间还有美丽多情的女子相伴助兴哩！朋友们相聚以莲叶劝酒，是久别重逢，还是远行饯别？这无需细说。词人很快又将笔锋转向船舱外，继续描会大空间景色，“叶叶红衣当酒船，细细流霞举”。这是从船舱内这个特定角度向外望去，只见枝叶叶、层出不穷的莲叶荷花横挡在酒船前面（“红衣”指荷花。贺铸有“红衣脱尽芳心苦”句）。此刻，雨过天晴，细细的五彩流霞从莲荷摇曳攒动的地方冉冉升腾，这是多么绚丽的景色呵！以动态作结，正象刘禹锡的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一样，有“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之妙。
全词使用叠多且妙。全词共四十四字，其中叠字竟占了十八个，句句有叠字，联绵而下，相互映衬，无不自然妥贴。用来写荷花形象的有“袅袅”、“脉脉”、“盈盈”、以至于“叶叶”（红衣），写自然景象的有“ 淅淅”（的风 ）、“ 淡淡”（的烟）、“疏疏”（的雨），写词人动作情态的有“草草”、“细细”。这些叠字在意境、气韵、情调等方面，有极为协调。这些叠字不仅生动传神地塑造了荷花的形象，表现了词人疏神达思、怡然自乐的生活情趣，而且造成了一种轻灵、和谐、安谧而洒落的情调，形成了行云流水般的声韵美。这种情调和声韵美，与写“盈盈女”般的“袅袅”荷花，与写文人雅士品酒荷的特定场景，都极为合拍，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统一。这种频繁而有规律地使用叠字，在诗中有《古诗十九首》为例，而在词中则略无俦匹，这不能不说是葛立方的独具匠心。
《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上阕由问句起：“问君何事轻离别”，这句是词人故意模拟妻子口吻质问自己：你为何轻视离别？表面上是妻子恼我，骨子里是我谅妻子，笔致深情而委婉。接以“一年能几团圆月”句，其怅叹离多会少之情已见。词人并不是“轻离别”，只是身为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他随扈出行，不得不离，不得不别。“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二句出之以景语，以美好的春色反衬有家难归的悲凄。“乍如丝”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北地的季节在仲春，那么此时“故园”也就春意阑珊了。
下阕明确点出“归不得”的缘由，即扈驾从巡，身不由己。“春归归不得”一句上承“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言春尽而不能归的怅惘心情。“两桨松花隔”，南朝民歌《莫愁乐》：“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词人反其意而用之，说是因为被松花江阻隔，不能回去。表面是怨江，实际上是怨侍卫之差事阻其归家与妻子相聚。结篇二句是此时心态的描写，即追思往事，令人心寒，犹如眼前松花江水的寒潮起伏，不能平静。
全词话语直致，但内容曲折，首句的拟言和结句的用典都为本词增加深沉宛转之情，深婉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