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
上片“小桃枝下试罗裳”,是说出游前的准备。天气渐暖,要换上春天的罗裳,不是一换就得,所以要试,试衣于小桃枝下,很可能是普通农家的女孩子。站在小桃枝下,映衬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不仅如此,鲜艳的桃花和女子衣上的香泽又引来了翩翩的蝴蝶。不说蝴蝶环绕飞舞,却说“蝶粉斗遗香”,蝶翅上扑落的粉末和女子遗落的香泽比赛,哪一种更香,这就婉转曲折深有意趣了。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本来也是美的化身,所以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中,才有化蝶之说。
游春的人自然很多,有乘宝马香车的,“玉轮碾平芳草”,从芳草地上忽忽驶过,车中的贵妇娇娃,也只在车窗中露出了半面。但“半面恼红妆”,这半面娇容却引起这位游春少女的不快。可能是因为她们乘坐的香车对于芳草的摧残,也可能因为她们不暇他顾的高傲姿态。李商隐《南朝》诗云:“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讽刺南朝苟安于半壁江山,犹如徐妃之半面妆,如取用李商隐诗意,则“半面恼红妆”当指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只图苟安一时,如同南朝梁、陈末年故事。这种时事使人烦恼,故云:“半面恼红妆。”惟此,前面的“玉轮碾平芳草”也可解释为暗指南明弘光朝排斥忠良压制贤才,这样来解释这两句词,可能显得牵强一些,但是,“半面恼红妆”又似乎不是一般语言,很值得探究。
下片“风玉暖,日初长,袅垂杨”三句,写的是初春景象。风才开始变暖,白天才开始变长,垂挂的柳枝才缀上新绿而随风飘荡。三句非常紧凑。从几种事物中观察,感受表现了初春的特点。而以下的三句“一双舞燕,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却大有春事已过的景象。关于燕子,在子龙词中多次提及,如《山花子·春恨》“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眼儿媚》“只愁又见,柳绵乱落,燕语星星”、《蝶恋花·春日》“燕子玉来春渐老,乱红相对愁眉扫”、《江城子·病起春尽》“凭燕子,骂东风”。几乎都是与暮春春尽联系着。此处“一双舞燕”恐怕也不是早春景象,“万点飞花”更是暮春特有之景,“满地斜阳”也平添了一份凄清。这后面的三个四字句,与前面的三个三字句,意思上有承接,时间上有发展,似是感叹着“九十韶光如梦短”(《渔家傲》),由初春写到春夫,时间上的跨度是为了表现情感上的跨度。
这首词描写春游所见,情景相生,处处透着词人盎然的游兴。词的开始两句用烘托法。桃下试裳能让人产生“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的联想。而蝶粉斗香,又可想见女子春服艳丽如花的美好形象。接下来轮碾芳草,红妆半露,也是情态毕现,鲜明如画。整个上片着笔于人,浓墨重彩。下片则转而写景。风暖日长,垂杨袅袅,双燕翩翩,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景润人心,词人想必也是逸兴满怀。结尾“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微微露出美景不能永驻的淡淡春愁。正如杜甫《曲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及梅尧臣《苏幕遮》“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所歌咏,在这样的时刻,文人总不免会透出一丝纤柔的情怀。
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