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开门见山，指出宋太祖曾图谋收取幽燕，但并未见诸行动，而予孙又不能继承伐燕的遗志，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颔联沉痛指出严重后果，诗人用两个地名构成对仗，指出北宋没有收复沦陷的国土，空有统一之名，而无统一之实。
颈联举出两个具体事例构成对仗，开国大臣本无统一大志，而后来的真宗在战争胜利时，又订出屈辱求和的城渊之盟。所谓澶渊和约就遗笑百年。
尾联议论作结。辽金入侵中原，北宋灭亡，靖康南渡，界河南移，由白沟推至江淮。产生这一局面，仅责怪徽宗，有欠公允。造成北宋覆灭之祸，未能实现统一，其直接原因是北宋统治者软弱无能，一味妥协退让的结果。
诗人激于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回顾了北宋一代的兴亡，批判了北宋开国后对敌退让求和的妥协政策。
全诗“以议论入诗”，但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运用诗的语言，进行形象的描写。不说北宋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蜕“幽燕不照中天月”。不说界河南移，而说“白沟移向江淮去”。诗中运用两个典故，自然贴切；而且由虚转实，引史论今。对北宋之亡不单是进行客观的剖析，而且注入了强烈的抒情。诗人对北宋的屈辱求和，给予严正的批判，其中饱含了深刻而沉痛的爱国之情。
此词表现征人思妇的离愁别怨。
上片采用铺叙的手法。点明人物、时间、情事，追述征人当年离别的情景。“攀弱柳” 句，通过一连串的动作描写。组接成动人的离别画面，蕴含着依依难舍的深情。攀柳、折梅、上高台，这些动作均围绕“汉使离别”这一中心而层层展开。既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又蕴涵浓浓的离别情意。所以耐人寻味。
换头处描写思妇遥想边塞风物，“千里玉关春雪”。构成一幅富有边塞特征的辽阔苍茫的画卷，寄托着对于远方亲人的急切思念;然而“雁来人不来”，表达出失望寂寥的愁告。结末两句借助富有特征性的羌笛、明月视听意象的刻撕，消染出凄清、悲凉的情感氛围，渗透着征人思妇格外浓烈的悲。王昌龄《从军行》诗歌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无怨之意。那金闺万里愁。”温词与王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品摆脱了温词绮美秫艳的一般风格，而是择用歌咏边塞题材的典型意象，通过短促刚直的句式、质朴简洁的语言。更为深切自然地抒写了征人思妇的愁怨，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享受。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