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本文通过唐雎向信陵君的进言，说明一个人做了好事切不可居功自傲、于人有恩德的事不应放在心上的主旨。
文章在表现这一主旨时，不是用直白方法，而是迂回切入。唐雎先从事情有不可知、不可不知，不可忘、不可不忘四种情况说起，再具体为人之憎我、我之憎人，人有德于我、我有德于人而应采取的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不可忘和不可不忘的四种态度，最后才落实到信陵君救赵一事上，说明这是有德于赵、不可不忘之事。辩证说来，环环相扣，严谨有致；语句反复，却不刻板，回环有味，令人深思。
这篇文章，篇幅至短，而文气则甚宽舒，在简单交代信陵君窃符救赵，赵王郊迎的背景之后，重点写唐雎与信陵君的对话。唐雎先对信陵君说：“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这四句话，没头没脑，看似不着边际，不知所云，信陵君也的确不明白，难怪他会问：“何存也?”于是唐雎不慌不忙，就信陵君的疑问，为他解释这四句话：“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四句话可分两层，前二句为上层，后二句为下层，上层为宾，下层为主；在下层中，前句为宾，后句为主，宾主相衬，顿挫有致。“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是唐雎这番话的主旨，于是由泛言“可忘”与“不可忘”，自然而然地引出要规劝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水到渠成，情理自现。对唐雎之谏，信陵君欣然接受。这段对话，前半为虚笔，后半才落实，虚笔作铺垫，实写见真意，虚实结合，宽缓从容，不急不懈，飘逸有致。
诗歌的首句表达了诗人因不能与友人相聚，一起赋诗饮酒，欣赏春色而深感遗憾。
“虽失春城醉上期，下帷裁遍未裁诗。”是说友人因病而错失与自己春日共游饮酒的约定，放下帷幕苦读讲学，未能写成新诗。流露出对友人因病而无法与自己一道游览春光的遗憾惋惜之情。
“因吟郢岸百亩蕙，欲采商崖三秀枝”，前句说自己在室内培养人才，但内心仍想去山崖上采摘三春秀丽的花枝。此句表达诗人因友人无法赴约而也闭门教书，但内心仍旧充满对春天美景的渴望之情，仍旧流露出对于无法饱览春光的遗憾之情。
诗歌第五句写自己如野鹤一般，不受约束，言外之意是自己现在没有在官场，也并不会期待投身官场。
诗歌第六句写诗人虽然吃着朴素的饭菜，但心安理得，非常惬意。言外之意是虽然贫穷，有才难现，即使生活朴素，但我内心宽阔，没有束缚。
诗歌第七句，诗人期待友人的眼疾能尽快好起来，言外之意是我很担心你，希望你一定要战胜病患。
诗歌第八句是说，只要能让皮日休的双目重新恢复健康，不怕将来没有花满枝的美好春景供我们一同游赏，体现出诗人对友人病情的关切与宽慰，希望友人疾病能尽快转的美好祝福，友人一定能恢复康健的信息，以及对将来携手共游的期待之情。
这篇游记描写了天台石梁、雁荡大龙湫、青田石门洞三处瀑布的景观，分别从视觉、听觉、感觉等多方面刻画三处瀑布的特点，穷形尽态，意蕴丰富。因是三景合于一篇，所以文章自然重比较，譬如将石梁与大龙湫作比较，则各自特色越发鲜明、越发突出，从而愈见大自然创造力的无穷无尽，愈见自然景物的丰富多采。文章写景重写形，亦重写神。写形处文词优美，刻画精细，写神处文词简约，内涵丰富。袁枚提倡文章简洁而有文采，这篇游记正是其创作观的体现。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之异，卒无复笔。”作者开门见山，托出写作意图。这两句写得突兀而有气势，作者在这里不是一般地赞叹自然力的伟大，而是领略了“三瀑”各有千秋的奇异风光后所发出的赞叹语，统率全文，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第二段的前三句是对开头两句的照应和落实，同时点出作者构思的匠心：作者是把握了“三瀑三异，卒无复笔”的特点，并有意识地加以比较描写，借以赞叹“造物之才”。自“壬寅岁，余游天台”至“遂两宿焉”一段文字，是写天台石梁瀑布。这里作者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手法，对瀑布惊心骇胆的场面作了有声有色的渲染描绘。“如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展现出天台山瀑布的雄壮豪迈。“以崩落千尺之势，为群磥砢所挡㧙，自然拗怒郁勃”一句形象地表现了石梁瀑布“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壮观气势。又描写水流冲击山石的“喧声雷震”，以刻画石梁瀑布的煊赫声势，而“人相对不闻言语”又从侧面烘托瀑布的巨大声威。接着写作者的主观感受。“余坐石梁，恍若身骑瀑布上”，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作者驾驭瀑布的豪迈之情；走到山脚仰视，“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将与水俱去矣”，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第三段都是写雁荡山大龙湫瀑布。大龙湫瀑布没有石梁瀑布惊心骇胆的场面，却有着婀娜多姿、变幻万千的媚态。作者对它的描绘，就不像描绘石梁瀑布那样多用夸张和喧染的写法。他先用形象贴切的比喻，如用“一匹练”比喻远看瀑布水的全貌，尽显其柔美、恬静。近观瀑布时，作者重点描写二十丈以下的景观。用“烟”“雾”“轻绡”“杨白花”这些状貌近似的事物比喻二十丈以上飞洒而下的瀑布水，侧面展现了大龙湫瀑布轻柔绚丽的独特风韵。“为烟，为雾”，描绘水气缓缓扩散的情状；“为轻绡”，突出其朦胧柔和的感觉；“为玉尘，为珠屑”，状其飞沫似水珠般滑腻晶莹的色泽；“为琉璃丝”，表现水珠的激射状；“为杨白花”，既状其色，又体现其质地轻柔。这一连串的比喻，不仅形态毕肖，且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接着又说“既坠矣，又似上升；既疏矣，又似密织”，用“坠”“升”“疏”“密”四个看似矛盾的词语概括了上下两段瀑布在形态上的区别与相似之处。作者以工笔的语言，如“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跌丽，”，把瀑布从高空下挂时呈现出来的虚无缥缈的景状和在日光照射下的鲜艳色彩，刻绘得惟妙惟肖。接着把石梁瀑布和龙湫瀑布作比较，“大抵石梁武，龙湫文；石梁喧，龙湫静；石梁急，龙湫缓；石梁冲荡无前，龙湫如往而复。此其所以异也。”从两处瀑布的气韵、声响、水流、气势等方面加以比较，突出大龙湫瀑布恬雅、静美的特点，产生回味无穷的效果。此句同时引出了后文作者的感慨，从而上升到哲理思考之境。
第四段则是写青田石门洞瀑布。文章对石门洞瀑布的记叙一开始就进入了对比。“疑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意谓不会有不同于石梁、龙湫的瀑布了，这里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从而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生动地描写出其形态之奇；“受瀑处池宽亩余”，表现瀑布面积之广；“疑蚊龙欲起”紧承前文，极写池中水势汹涌翻腾之状。在对石门洞瀑布的具体摹写中，虽然只是大笔勾勒，但在同石梁、龙湫的对比下，仍然描绘出了一幅明晰而深刻的图景。作者在欣赏过石门洞瀑布之后，又否定了原先“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的想法，体会出它非凡的气势与风韵。
最后一段文字异中求同，作者引用昔人的话，表现出他对三座瀑布愈发强烈的沉醉和叹服，为“余观于浙西之三瀑也信”的结论作注脚，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文章对三处瀑布的描写手法绝不类同：写天台瀑布，以石梁衬托它的奇兀湍激；“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和“拗怒郁勃，喧声雷震”，突出其湍急喧腾、气势磅礴。写雁荡瀑布，“一匹练从天下，恰无声响”，“尽化为烟，为雾……为杨白花”，“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映丽”，作者运用一系列形象的比喻与白描，极写其纡徐飘散之逸。写青田瀑布，以“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与“疑蛟龙欲起，激荡之声，如考钟鼓于瓮内”等地理环境的描写，突出其激荡磅礴之声。三段各自切合三处瀑布的特点，设语不多，无一复笔，同时又将三处瀑布关带比较，使人如临其境，移神骇心。
写水难，写瀑布更难。因为水尚可因地势的索回纡曲而起变化；而瀑布则均自上而降，惟有大小高低的不同。只有把握住各瀑布的不同点，才能把各瀑布的妙处形象地写出来。袁枚之前历代文人游记中已多有对瀑布的描写，而写出新意实属不易。作者独具匠心描写地三瀑布，可谓不同凡响。这篇文章语言简炼，多用比喻和白描，形象生动，各显其妙。“三瀑三异，卒无复笔”，读之如身临其境，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