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向热爱宋朝，宋亡以后坚隐不仕，因此这首词较一般的送别诗词而言，在感情上自有一番特色。开头三句写陈君衡被召，临行时车马旌旗繁多。“宝带”二句则隐含对陈氏屈仕元朝的不满之辞。“秦关”三句写路途迢迢。“纵英游”三句推想陈氏此去定豪纵携妓。下阕开头三句仍就送别意替对方设想那边景象，表现出关切之情。“投老残年”以下转写自己暮年的寂寞。结尾三句写对君衡的怀念。此词对君衡“被召”的态度肯昧隐晦，既有关切，又有婉讽，表现了前朝文人的复杂心态。语言朴实无华，词意比较苍凉。
上阕以写送别的场景为主，与一般的送别诗词似并无二致。起首三句“照野旌旗，朝天车马，平沙万里天低。”作者用豪放笔法勾画出一幅威武鲜明的郊野送行的场面。只见旌旗飘飘，光照原野，车马辘辘，浩浩荡荡。这样威武雄壮的画面，衬以广阔的原野作背景，活脱脱一幅令人振奋的图画，给人以充分的遐想。
接下去这首词的主角陈君衡，出现在这幅画卷中。作者只用“宝带金章，尊前茸帽风欹”两句人物便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宝带金章”，表明了人物的身份，同时暗示此行的缘由：“尊前”，酒尊之前。唐诗人马戴《赠友人边游回》有“尊前语尽北风起，秋色萧条胡雁来”句。“茸帽风欹”，头上戴的皮帽被郊野的风吹得略略倾斜，一个“欹”字，极为传神地勾画出人物的神气。欹即侧帽，典出《北史·独孤信传》：“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词用此典，极为贴切，而有微意。君衡之应蒙元之召，与慕信而侧帽的胡风，正相一致。这一用典，实不同于一般泛用。作者由此想到友人北上要经过的路途和友人走后的作为。“秦关汴水经行地，想登临、都付新诗。纵英游，叠鼓清笳，骏马名姬。”一路之上，登秦关临汴水，吟诗作赋。秦关，应泛指沿途之山，中国习又称秦。汴水，流经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的一条河鼓声阵阵，胡笳清脆；乘骏马，携名姬，纵情游乐。
上阕对送别场景的铺陈及对别后情景的想象，看似与一般的送别诗词类似，但提及北宋旧地“秦关汴水”作者委婉地透露出对故国的念和山河依旧、人事已非的感叹，而用笔极为含蓄。
下阕主要抒发了作者对友人远去的伤感和对友人出仕新朝的担心与不满等复杂的心情。头一句“酒酣应对燕山雪，正冰河月冻，晓陇云飞”，进一步设想友人远去北国的情景。“酒酣”，指朝廷召宴，作者想象友人彼时彼地应是燕山雪飘的冰天雪地的影象，连月亮都仿佛冻住了似的，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辉。“冰河月冻”，造语甚新，意境颇佳。这阴冷影象与上阕热烈欢快的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下面的感叹铺垫了气氛。接着，作者将笔锋一转：“投老残年，江南谁念方回。”意为：我已是风烛残年，不愿为新朝用而隐居江南，又有谁能常常记起我呢？方回，贺铸的字，他的《青玉案》有“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句，十分有名。黄庭坚曾说：“解道江南断肠句，世间唯有贺方回。”作者身在江南，又有一腔愁怨，故以贺铸自比。这两句词不仅包含年老力衰的伤感，友人离去的伤情，还有国家沦亡的伤痛。“东风渐绿西湖岸，雁已还，人未南归”，北方冰雪尚未消融的时候，春风已经吹绿了江南，大雁已经飞回了，可是友人还没有回来。王安石有“春风又绿江南岸”句，此处周密化用之想到此处，不禁叹息道：“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盛弘之《荆州记》载：陆凯曾从江南将梅花寄到长安送给他的好友范晔，并曾诗说：“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周密这两句亦用此意，意思是说：我的相思之情即使折尽梅花也难以表达。
从字面看来，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极为真挚恳切的怀念之情。但如果深入体味，就不难悟出，这里还有着更深刻的寓意，那就是作者担心友人到了北方，有了高官厚禄，忘怀自己，忘怀故国。这就不仅表达了身为遗民的惨淡心情，而且含蓄地透露出对友人仕元的不满。这首词在送别诗词中是颇具特色的。写送别而通篇贯穿着深切感人的故国之思，作者既写眼前实景，也写想象中的虚景，虚实相合，深沉宛转地表达了作者复杂难言的思想感情。其中既有送别友人的不舍和伤感，又有对其屈身仕元的不满，还有对南宋灭亡的怅恨。正是这种复杂的心理，使得这首词没有像一般送别词那样只刻画离愁别绪当然也没有对友人的明显指摘，而只有借描写送别情景、抒写相思离愁，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
首句的“病起多情”是全诗的主脑，“病起”是身体状况，“多情”是因为病，因为春怀，还有门外的春景。一个人缠绵病榻多日，今天身体好些，能够出外走走，而外面是足以感人、使人留恋的初春美景，诗人自然多情。在这样的心情指导下，见到的景色也变得多情起来。于是，院中的白日、似乎迟迟不坠，将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诗人尽情领略眼前的春光。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候，也是在室内很久的病人乍一出门的最直截的反应，写得很自然。次句“强来庭下探花期”是承首句说，“强来”是“病起”的进一步说明；“探花期”又是“多情”的表现。
次联依“庭下探花期”展开。诗人漫步庭院，欣赏着早春景色，只见病前所见的积雪都已消融，和暖的春风吹满大地，使人懒洋洋地，他便倚着栏杆，久久不想离去，一直到黄昏，太阳即将下山。前面已有“白日迟”句，此联又重说赏景到日暮还不走，他站的时间之久，对景色的多情就得到了深刻的描绘。诗在写景时不仅仅是注目风景，而是把自己嵌入景中，与景物融合成一片。因此宋张九成在《横浦日新录》中称赞说：“此自可入画。人之情意，物之容态，二句尽之。”诗也成为众口称赞的名联。
下一联又接上“人倚阑干”写。诗人倚栏杆这么久，看得这么细，他见到是眼前蜂蝶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遍地长着兔葵、燕麦。诗在这里特地把“有意”与“无知”对举，蜂蝶是有意，为春色而繁忙，兔葵、燕麦是无知，默默地生长。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使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带有感情，衬托出自己的主观思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这二句都有出处。出句是化用了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句，也参考了杜甫《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的“蜜蜂蝴蝶生情性”句。吕本中在这里借用，显然不单单是描写小昆虫的热闹，赞赏春天的蓬勃生气，而是由它们所交织成的气氛中，感叹自己的孤寂。对句是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中的话：“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也是藉此含蓄地寄托自己凄然的神思。
上联通过景色，加以主观情感，使诗进入一种幽独伤感的氛围，诗人伤春的情调已经流露出来，尾联就以情语作结，将前三联作一大收煞。诗说小池边的垂柳在春风中飘荡多姿，可我即使要去折它，折了又送给谁呢？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乐府有《折杨柳》专咏送别。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结，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惟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
此此记词人送客遇妓醉饮的一段情事。按时间顺序先写郊原送客，次写归途遇妓欢饮，后写醉归惜花抒感。这段看似是写送客情事，实则是写词人政治失意的郁闷。
上片前三句写郊外的原野，长长的道路伸向远方。行人离去后，词人感到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后两句写孤城和残阳斜照，表达离愁别绪。词人把斜阳比喻成“余红”，相当新颖，并把感情寄托在余红上，说斜阳由于不舍城楼上的一处栏杆，迟迟不肯收敛起最后的一抹余晖。用斜阳对栏杆的不舍，来映衬词人对离去之人的不舍。这样，人与景融为一体，都被浓浓的离愁别绪笼罩着。接着，词人笔锋一转，描写陪同送行的歌妓。歌妓极力劝酒，词人大醉。
下片写次日酒醒后的情况。首三句将词人初醒时的睡眼惺忪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已经不太记得昨天的事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马，头脑里一片恍惚。幸好“惊飙动幕”，一阵狂风吹动来，掀起了窗帏，他的醉意立马被吹散了几分，一下子清醒多了，但并未完全清醒。“扶残醉，绕红药”表达了对春光的深爱之情。只有情深，方才能有下面的“叹”。“东风何事又恶”和上文的“惊飙”二字遥相呼应，结构严谨有序。结句词人暂时抛却烦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聊以自慰。
全词布局巧妙，章法一曲三折，直叙中有波澜起伏，顺叙中有插叙，令人回味。词作用比兴的手法，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委婉动人。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