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宋亡后,王夫人被掠出宋宫,辗转北上,在驿舍听到夜雨淋铃,愁恨无法消解。词人用沉重的笔调,紧扣“最苦”两字,反复陈述了亡国的痛烈心情。起首“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两句以昭君比喻王清惠,她在北行途中,常向琵琶自语叹息:在塞外,除了黄沙还有什么风光?先写塞外的荒凉和她心情的凄怆,然后用名贵牡丹姚黄被人从仙宫里连根挖出,王母娘娘停止瑶池仙宴,汉宫金铜仙人被拆迁而泪满金盘,和唐玄宗在蜀中听到夜雨淋铃而万分感伤等一系列典故,写宋室灭亡,皇室人员被驱北行的惨状。
下片写回首往事已成云烟,瞩目未来更添伤悲,情愿做一个男子汉慷慨殉国,决不愿像宋恭帝、全太后那样对敌人俯首称臣。词人先写国破家亡,繁华销尽,男儿已为国捐躯,此恨难消的悲痛心情,同时刻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民族英雄的形象。“那堪说”表明其悲痛之极,不能卒言。再以昭阳殿、铜雀台日落日出的变化,写改朝易代的惨景。“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这种情境是词人所亲历亲知的,以补充王夫人的“妾在深宫那得知”的事实。”用“想”字领起,意境就更充实。“回首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秋月。”落日和秋月将光辉洒在故国宫殿上,寄托一种思念的情感。“回首”“伤心”,借王夫人口气,寓其词人的悲感。“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点明词人缘何代王清惠作这首词的缘由。词人改变王清惠原作中消极避祸的思想,要洁身自爱,坚守操节,这实际上是词人借王夫人之口表达的自勉之词,并与王夫人和众宫娥共勉。
全词一气贯注,词人集中笔力抒写亡国之痛,在这基础上慷慨明志。上片运用各种典故描述离阙北上的痛苦。过片复申亡国之祸的惨烈。接着以将士的血战报国砥砺自己的志节,复以遥想故宫加深故国之思,瞻念前景而悲不自胜。最后表明誓死守节之志,有穿云裂石之概。全词层层递进,字字泣血,题旨在不断强化中得到实现,给读者以强烈感染。
发生于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人们登临赤壁,无一例外地会缅想起这段往事。这场大战是由东吴周瑜指挥而击败曹操的,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也还是在赞美周郎。到了元代,民间的三国故事流行,诸葛亮在大战中的神机妙算和丰功伟绩于是深入人心。
这支散曲便以诸葛亮为代表对象。作品的上片,从诸葛亮梁阳躬耕的出处说起,只在第三句凭着“笑谈间”三字,隐隐点出了赤壁大战的影子。“笑谈间汉鼎三分”,简短的一句便概括了诸葛亮建功立业的从容和游刃有余的才干。然而,第四句又滑回“梁阳烟雨”,可见诗人怀古的思绪,并不停留在赤壁战场,而是进入了人生思索的更深层次。在诗人看来,诸葛亮为“汉鼎三分”的努力是付出惨重代价的,使他再不能重回隐居的生活中去,他的出山得不偿失,是上了刘备的当了。“赚出”二字,用语偏激,言下有无穷的惋惜之意。这种从怀古的本景宕开一层的写法,显示了诗人心绪的联翩与感慨的深沉。
〔幺〕篇用一个“叹”字领起,揭开了诗人的感情世界。原来,他是在吊古,更是在伤今。以伤今的眼光吊古,怎能不为古人叹惋。扑面来阵阵的西风,眼前是滔滔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时豪杰安在。只不过在渔夫樵子的闲谈中传说着罢了。结局如此,那么诸葛亮何必要出山施展才干,建立功勋。还不如留在茅庐“抱膝”、“耕雨”好呢。这四句又只有“大江东去”四字同“赤壁怀古”隐隐关联,其余皆是脱羁的思绪。但前片着眼于历史,〔幺〕篇着眼于现况;前片的首句是诸葛亮的出处,〔幺〕篇的末句则是他的“了处”。前后既对比,又呼应,合在一起,便是借怀古以抒发对现实的感慨。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缅怀周瑜,这一支曲子缅怀诸葛亮,两者的宣泄方式不同,从“怀古”拉回到现实人生的径路却是一致的。
本首诗细致地描绘了一幅生动的芭蕉画面,并联想到了含情不展的少女的感情与气质,创造了一个别具新意的艺术形象。全诗含蓄凝练,想象丰富,色彩鲜润宜人,情思沁人心脾,韵味悠长,颇具艺术美感。
丰富而优美的联想,往往是诗歌创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咏物诗,诗意的联想更显得重要。钱珝这首《未展芭蕉》就是运用联想的杰作。
首句从未展芭蕉的形状、色泽设喻。由未展芭蕉的形状联想到蜡烛,这并不新颖;“无烟”与“干”也是很平常的形容。值得一提的是“冷烛”、“绿蜡”之喻。蜡烛通常是红亮、温暖的形象,这里却说“绿”、“冷”,不仅造语新颖,而且表达出诗人的独特感受。“绿蜡”给人以翠脂凝绿的美丽联想;“冷烛”一语,则显示出那紧紧卷缩的蕉烛上面似乎笼罩着一层早春的寒意。
“芳心犹卷怯春寒”。卷成烛状的芭蕉,最里一层俗称蕉心。诗人别开生面,赋予它一个美好的名称──芳心。这是巧妙的暗喻:把未展芭蕉比成芳心未展的少女。从表面看,和首句“冷烛”、“绿蜡”之喻似乎脱榫,其实,无论从 形象上、意念上,两句都是一脉相通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有心惜别”的蜡烛本来就可用以形容多情的少女,所以蕉心──烛心──芳心的联想原很自然。“绿蜡”一语所显示的翠脂凝绿、亭亭玉立的形象,也常象征着美丽的女性。
在诗人想象中,这在料峭春寒中卷缩着“芳心”的芭蕉,仿佛是一位含情脉脉的少女,由于寒意袭人的环境的束缚,只能暂时把自己的情怀隐藏在心底。如果说,上一句还只是以物喻物,从未展芭蕉的外在形状、色泽上进行描摹刻画,求其形似;那么这一句则通过诗意的想象与联想,把未展芭蕉人格化了,达到了人、物浑然一体的神似境界。句中的“犹”字、“怯”字,都极见用意。“犹”字不只明写当时的“芳心未展”,而且暗寓将来的充分舒展,与末句的“会被东风暗拆”遥相呼应。“怯”字不仅生动地描绘出未展芭蕉在早春寒意包围中卷缩不舒的形状和柔弱轻盈的身姿,而且写出了它的感觉与感情,而诗人的细意体贴、深切同情也自然流注于笔端。
“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芳心犹卷的芭蕉有如一卷书札,真不知她内心蕴藏了多少心事。风儿会捷足先登知道芭蕉满腹心思。
后两句却又另设比喻。古代的书札卷成圆筒形,与未展芭蕉相似,所以这里把未展芭蕉比喻未拆封的书札。从第二句以芳心未展的少女设喻过渡到这一句以缄封的书札设喻,似乎又不相连属,但读时有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这奥妙就在“藏”字上。书札紧紧封缄着,它的内容——写信者的一片芳心就深藏在里面,好像不愿意让人知道它的奥秘。这和上句的“芳心”犹卷在意念上完全相通,不过上句侧重于表现客观环境的束缚,这一句则侧重于表现主观上的隐藏不露。未曾舒展的少女情怀和包蕴着深情的少女书札,本来就很容易引起由此及彼的联想。但后两句并非用另一比喻简单地重复第二句的内容,而是通过“藏何事”的设问和“会被东风暗拆看”的遥想,展示了新的意境,抒发了更美好的情思。
在诗人的想象中,这未展芭蕉像是珍藏着,美好情愫的密封的的少女书札,严守着内心的秘密。随着寒气的消逝,芳春的到来,和煦的东风总会暗暗拆开书札,使美好的情愫呈露在无边的春色之中。既然如此,又何必深藏内心的奥秘,不主动的坦露情怀,迎接东风,欢呼春天的到来呢?这后一层意思,诗人并没有点明,读者却不难领会。句中的“会”字,让人感觉到芭蕉由于怯于春寒不展,到被东风吹开,是顺乎自然规律的;而“暗”字则精细的显示出这一过程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这两个词语,对深化诗的意境有重要的作用。
诗意的想象与联想,归根结蒂还是来源于对生活的细心体察和深切体验。如果钱珝对生活中受到环境束缚、心灵上受到禁锢的少女缺乏了解与同情,那么他是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上面那一系列诗意的联想的,也绝不会从单调的未展芭蕉身上发现含情不展的少女的感情与气质的。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