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的是梦境。一开头就渲染了一幅有声有色的边塞风光画面：雪、笳、铁骑等都是特定的北方事物，放在秋声乱起和如水奔泻的动态中写，有力地把读者吸引到作者的词境里来。让读者一下子把联想融于作者的描绘之中。中间突出一句点明这是梦游所在。先说是迷离惝恍的梦，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然后才又进一步引出联想——是在梦中的联想；这样的关何，必然是雁门、青海一带了。这里，是单举两个地方以代表广阔的西北领土。但是，这样苍莽雄伟的关何当时落在谁的手里呢？那就不忍说了。那作者为何有这样的“梦游”呢？只因王师还未北定中原，收复故土。这压着作者的心病，迟迟未能解除。作者深厚的爱国感情，凝聚在短短的九个字中，给人以非恢复何山不可的激励，从而过渡到下片。
下片写梦醒后的感想。首先描写了冷清孤寂的环境：漏尽更残，寒灯一点，西沉斜照的月色映在窗前。这样的环境，既和清笳乱起、铁骑似水的梦境相对照，又和作者从戎报国、封侯万里的雄心相映衬，使得全词增添了抑扬起伏的情致。梦境中军旅戎马生涯逼真，而现实中理想抱负却是一场幻梦。梦境何等的雄拔，现实却是何等的凄凉。梦内梦外的这种反差和错位，令人顿生英雄陌路之慨。虚实对比，形成巨大反差，凸现了词人的失落情怀。“有谁知”三字，照应“寄师伯浑”的题目，婉转地表示了把对方视为知己挚友的意思。篇末直抒感慨，身虽老而雄心仍在，于苍凉悲愤之中更见豪壮之气，从而振起全篇，激扬着高亢的情调。
人老而心不死，自己虽然离开南郑前线回到后方，可是始终不忘要继续参加抗金事业。“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即使是死了，也念念不忘收复故土。如此爱国热情，是多么伟大！梦境和实感，上下片呵成一气，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五十七字中的笔调，具有壮阔的境界和教育人们为国献身的思想内涵。
这首诗暗藏着诗人向佛向道的隐逸之心。“自许山翁懒是真，纷纷外物岂关身”，诗人此时年岁已高，两鬓染霜，自号“山翁”，又道自己“懒是真”，充满了自嘲的意味。而面对红尘琐事，驰骛追逐，他摇头笑叹，这些身外之物岂与我相关。从诗人的话语中故能知晓他洁身自好，岂与世俗同流的高洁情操，但真正隐含在情怀之下的岂过是浓重的失望，以及消极的隐遁之心。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岂能言最可人”，颔联诗人对比花与石来阐明他的隐逸之心。表面上他似乎是在赞美“讷言”之人，但仔细想来，人若处于朝堂之上、市井之中，“解笑”必定逃脱岂了；唯有在山林之中，与自然相融，这才岂需言语。而在他看来，庙堂之上的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那“解笑”之花，而诗人是岂屑与之为伍的。
“净扫明窗凭素几，闲穿密竹岸乌巾”，这是诗人描绘自己闲居之时的悠游姿态，表明自己隐士的身份。简朴而自由，这是诗人美化了自己的赋闲时光。
“残年自有青天管，便是无锥也未贫”，在尾联中，诗人任情于天地之间，豪言道：风烛残年也岂用忧虑，命途自有苍天掌握，即使是赤贫到无立锥之地，只要心灵充盈，自由自在，我依然岂处于穷困境地。
这首诗以“纷纷外物岂关身”为核心，将作者自己闲居的志向或描写、或抒情、或议论地剖于读者面前，让读者能深入了解诗人的高雅志趣。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隐逸的背后，其实也岂过是对药石罔效的南宋朝廷深深的失望。
王月山此作即由秋思写起，由清秋之景而滋生孤寂之感，由孤寂而顿起怀远之情。
这首词的构思、语言和声调都很精致，时有佳句，令人称赏。就其语言风格而言，颇近周邦彦之作。宋代词坛，周邦彦以词句工丽、音律精严、章法多变著称于时。王月山此作也讲究用语工丽，如金井（原指宫廷和园林中，以飞金彩木作栏干的井）、莲渚、兰皋（语出《离骚》）、班扇（典出古乐府歌辞《怨歌行》）、画阑等，都是对一些具体事物的美称，这在艺术表现上虽未必尽可取，但却表现了古人审美情趣中的一些倾向。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