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吴梅认为蒋鹿潭词不专尚比兴，常直言本事，是“真实力量”。又称这首《唐多令》“精警雄秀，决非局促姜、张范围者可能出此也”(《词学通论》)。确实，此词篇幅无多而境界苍凉，置之两宋词中，绝无愧色。

　　读这首词，感觉其沉郁悲深，雄浑精警，全得之于时空上的大跨度。上片从写景入手：“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枫丹芦白，是深秋景色，如唐白居易《琵琶行》诗起句“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里借用，无非交代季节，但色彩瑰丽，与下一句“系扁舟、同倚朱阑”的温馨情调又相洽合。既云“扁舟”，则地近水边可明，上句“芦花”便有了着落，下面回忆往昔的生活场景也获得了起点。鹿潭早年生活于道光年间，时局尚称清平，翩翩少年，风流名士，尝有与佳人同游之乐。张尔田《蒋鹿潭遗事》说他用钱无度，“歌楼酒馆，随手散尽”；他与爱妾黄婉君甚为相得，每有新词，命婉君歌唱，自己吹箫，颇有南宋词人姜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桥》)的风韵，晚年因婉君不能安于贫贱，过吴江垂虹桥为婉君饮药而死。据说死后其子落拓淮上，得受鹿潭当年恩遇的扬州某名妓资助。可见他真是一个深于情的人，“同倚朱阑”是写其当年冶游的实情。“听落叶”而“忆长安”，用唐贾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句意。宋周邦彦也曾用入《齐天乐》词中：“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贾岛诗句本是表友朋间欢聚而又离别之意，鹿潭用在此处既切合眼前萧瑟秋景，又承“少年歌舞地”而下，回想当年欢场，已如烟似梦，言语中颇有自悔“少年不识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同时忆及早年满怀壮心，进北京(即“长安”所指)博取功名，却未能遂愿，又不免生出了老大无成的几许无奈。

　　下片思绪仍折回当前：“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渲染一派寒秋境界，号角曰“哀”，秋霜曰“深”，楚水曰“寒”，下字用语，斟酌锻炼。尤其“背西风、归雁声酸”一句甚有功力，雁声曰“酸”，当然是辛酸的意思。词人调动起读者的听觉、视觉和触觉，创造了异样出色的艺术效果。与上片的秋景相比，可见时过而境迁，情异而景亦随之而变，显得黯然失色了。此词写时局的险恶，写人心的动荡，写自己的殷忧，却不直言之，但又不用比兴寄托，却在号角的凄哀、雁声的辛酸中，甚至是夜霜的浓重、江水的寒洌中，传达出了那个兵燹遍地的年月特有的时代特征。有人将这首词的内容强牵扯到“忧国忧民”的主旨上去，未必是合乎词人本意的确解，然而，说他着重表现了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切感应，我想是符合事实的。结拍仍以景传情：“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化用唐刘禹锡《石头城》诗“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照女墙来”句意，抒蒿目时艰之感。“石头城”明点南京，“旧江山”暗示南京已经陷落，考诸时局，当然词人指的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这一重大事件。上、下片将昔之盛时与今之衰时对照，将昔年北京之歌舞承平与如今南京之江山变色对照，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上，笔力如椽，境界苍凉，陈廷焯谓鹿潭词于南宋诸家中“尤近乐笑翁(张炎)”(《白雨斋词话》)，大概是就其词的感事伤时而言；唐圭璋说其词格“峭拔像白石”(《蒋鹿潭评传》)，恐是就其笔力而言，而境界之苍凉似又过之。

　　这首咏史诗，就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事发表议论。前两句写筑城。第一句说长城高而广，城上屯扎着千军万马，铺陈城的高大稳固，守城的人众多，难以撼动。次句说筑城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外部胡人的侵略，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便于“一世而达万世”，永保帝业。三、四句突转，说秦始皇只知道危险来自外边，自以为有了长城，便可高枕无忧，却不知道体恤人民，结果酿成内乱，激起民变，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政权没多久就完结了。诗揭示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规律：内政不修，对人民残酷压迫，是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外部的侵扰倒是其次的。当时宋朝对人民的压榨也很厉害，百姓怨声载道，诗人在这里明是咏史，也是针对现实，对统治者发出警告。

　　咏史诗所咏如果是前人没咏过的史实，就应该述清事件的来龙去脉，直接发表议论；如果所咏是熟事，务必转换角度，翻出新意，切忌人云亦云。胡仲参这首诗所咏是秦以暴政失国，这个题目，前人已经作了许多论述，所以这首诗擒住修筑长城备胡这一点，肯定长城的高广及防御功能，然后生发开去，牵出对立面，说秦始皇刻意预防的地方倒没出什么问题，他没想到的地方反而成了导致亡国的关键。这样组织材料加以议论，便给人以思考，也给人以新鲜感。

　　胡仲参这首诗的构思布局，与唐章碣的《焚书坑》有些相同。章碣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说秦始皇提防书生，结果灭秦的人恰是不读书的人，与胡诗一样，都是从相反处做文章。元人陈孚有首《博浪沙》诗，是从正面做文章的，也很有趣味，诗云：“一击军中胆气豪，祖龙社稷已动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间铁未销。”说秦始皇收尽民间铁，铸成十二金人，没想到仍然有大铁椎在，使他差点丧命。由此可见，诗材遍地皆是，只要细心挖掘，就能找到好的题目。

　　这是刘庭信所作的套曲《春日送别》的第一曲，在元散曲中久享盛誉。全曲先写景而后抒情，由景生情，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首曲子的曲辞确实是“语极俊丽”。开头四句，作者扣住题中的“春日”，用工细绮丽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形象生动的春景图。风衬杨柳，显杨柳更风流；雨衬梨花，显梨花更圣洁。杨柳随风，梨花带雨，风与杨柳，雨与梨花，皆互为映衬，相得益彰。风乃“丝丝”风，雨乃“点点”雨，“丝丝”、“点点”两个叠词，把春天特有的轻柔、甜美的韵味尽情透出；同时也隐含着柳摇若风，花落如雨的比喻。这四句对仗工整，实际上是以诗入曲，借对仗艺术而使这幅春景图形象更鲜明，色调更和谐。

　　“雨随花瓣落，风趁柳条疏”使用的是互文手法，梨花瓣落，因为雨打，更因为风吹；柳条稀疏，因为风拂，也因为雨洗。花落柳疏，也透露出隐隐的哀愁。这种情绪，在“春事成虚”以下五句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梨花瓣落，春将归去，故云“春事成虚”。这里的“无奈春归去”既指自然界的“春”，也指即将远去的“人”；同样，“春归何太速”一语，既是对匆匆而尽的“春”的质问，也是对匆匆离去的“人”的埋怨。而最后的“试问东君：谁肯与莺花做主”，便由怨而转为幽愤了，亦暗扣了题旨“送别”。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采莲曲》，乐府旧题，为《江南弄》七曲之一。内容多描写江南一带水国风光，采莲女劳动生活情态，以及她们对纯洁爱情的追求等。崔国辅的这首《采莲曲》就是一首清丽而富有情趣的篇什。

　　“玉溆花争发，金塘水乱流。”“玉”、“金”二字用得很有讲究。用“玉”形容塘边，就比用“绿”显得明秀、准确、传神，它能使人想见草茂、气清、露珠欲滴、风光明媚的景象；玉溆配以鲜花，为主人公的活动设计了明丽动人的环境。金塘的“金”，和前面的“玉”相映增色，读者可以因此想见阳光灿灿，塘波粼粼，桃腮彩裙，碧荷兰舟，相映生辉的情景。绘画学上，很讲究“补衬”之色，以“金”色补衬其他颜色，则使和谐的色调更加光彩明艳。金塘的“金”字，正有如此妙用。在这一联中，“争”、“乱”二字，也运用得活而有力。一个“争”字，把百花吐芳斗艳的繁茂之态写活了。“金塘水乱流”，塘水本不流动，即使是通河之塘，水也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流；但由于有了几多采莲轻舟，此往彼返，那塘上的水波便相向回旋起来；一个“乱”字，写尽了青年男女们轻舟竞采、繁忙不息的劳动情景。诗人不写人的活动，人的活动自见，只从水波蛇行回旋的乱流中，便可想见人物的活动情态。

　　这些江南水乡的青年男女们天真活泼，对美好的爱情有着大胆炽热的追求：“相逢畏相失，并著木兰舟。”这两句写了恋人的心理活动。恋人水上相逢，喜出望外，十分珍惜这次相逢，唯恐水波再把他们分开，于是两只船儿紧紧相靠，并驾齐驱，谁也舍不得离开谁。“畏相失”，活现出青年男女两相爱悦的心理状态，写尽了情侣间的相互爱慕之情。

　　该诗所写的爱情十分纯真，也十分含蓄，一句“并着木兰舟”，十分耐人寻味。诗人不直接写人，而通过富有诗情画意的景物，将人物的活动融入美景之中，写得神态逼真，生活气息浓郁，风味淳朴，是一首活泼清新的抒情小诗，它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