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表面上看似一首写景诗，描绘了春日美好的景致；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全诗寓理趣于形象之中，构思运笔堪称奇妙。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点明天时；“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点明主题。一句中分三层叙说，特别是以“泗水滨”结穴，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寻”字不仅写出作者逸兴，也给诗歌添了不少情趣。
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描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无边光景”逆承首句“胜日寻芳”，说寻芳的结果。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这里不做细碎描写，不在一草一木一石上做剪贴，而是从极广大的空间落笔。
后两句用形象的语言，具体描绘了光景之新，抒写了寻芳所得。“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意谓胜日寻芳，本不期望有无边光景的所得，今既有如此新鲜感受，不禁欢欣雀跃。“东风面”，把春气、春景形象化了，拟人化了，把“识”字落到实处。
末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感受到了春天的美。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近承“东风面”，远承“无边光景”，对偶修辞，意象色彩强烈。诗以“总是春”收官，都落到“春日”上。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的“泗水”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无边光景”所示空间极其广大，就透露了诗人膜求圣道的本意。“东风”暗喻教化，“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哲理诗而不露说理的痕迹，这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咏柳》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巩。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他的一些咏物诗寓意很深，如这首《咏柳》，就把春天的柳树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
诗的前两句是说：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诗刚开头即语带嘲讽、蔑视，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
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这是《衍波词》中的名作。“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的比喻清新尖利，以致词人被称做“王桐花”。细绎词意，此词恐亦有寄托，“往事迢迢”二句，或与其早岁《秋柳》诗一样，表现出对南明王朝的眷念。此词为和李清照《蝶恋花》词。李作如下：“暖雨和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
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再三味之，似终不及和作之雍容深婉。
此诗阐明作者的观点，作者认为人到老年虽然有人瘦、发稀、视力减弱、多病等不利的一面，也还有处事经验丰富、懂得珍惜时间、自奋自励等有利的一面，对此如果细致全面地加以思考，就能树立正确的老年观，就能从嗟老叹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而有所作为。全诗表达了刘禹锡对生死问题的清醒而乐观的认识，说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唯物的态度积极对待人生。“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二句，深为人们赞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前六句承接白居易的原唱，表示对白居易的关于“老”的看法颇有同感。一二句写“顾老”是人之常情，人们谁都顾虑衰老，老了就没有人怜惜。接着四句进一步交代了“顾老”的原因，诗人用形象的语言作了描绘：因为衰老，身体一天天消瘦，腰带要不断地紧缩，头发渐渐稀疏，帽子就自然要偏斜。书卷废置不看，是为了保护眼睛；经常用艾灸，是为了延年益寿。
“经事还谙事……下此便翛然”四句从另一个方面谈了对“老”的看法，是针对白居易的“伤老”而言。刘禹锡认为，老固然有老的短处，但是老也有老的长处。老的短处是体衰多病，“身瘦带频减，发稀帽自偏。”老的长处是阅历丰富，“经历还谙事，阅人如阅川。”年岁大了，经历的事多了，了解的事理也多，看见过的人多了，阅历也就更加深广。仔细想起来，这也是一件幸事。所以诗人吟道：“下此便翛然。”诗人劝慰他的朋友对待衰老不要过多的忧虑，只要正确对待，便可翛然自乐。
最后两句是全诗点睛之笔，意境优美。气势豪放，大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慨。诗人面对衰老，不消极，不悲观，要用有生之年撒出满天的红霞。这两句诗既是诗人的内心世界的自我剖白，又是对老朋友白居易的宽慰和鼓励。
这首诗前后两段一反一正，转折自然，很有辩证的观点和说服力量。最后两句尤为精辟，实为警策之语，后人多以此自勉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