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天净沙·即事》系叠字小曲，28字全都用叠字，真可谓妙语天成，自然通俗，诗人全用白描手法，写出久别重逢后喜悦的心情，也写出了心上人的娇柔可爱。
前四句用春天的莺燕双双飞舞、花柳婆娑多姿来形容两情相悦和女子的美好。后三句赞美女子言谈举止事事都很有风度，富于韵致，又是那么娇美年轻，一切都恰到好处，端端正正。全曲音韵和谐，语带双关，言简意丰，极具特色。
此曲描写春暖花开时燕飞莺啼，柳绿花红的明丽春景，以及那极具风韵、袅娜娉婷的佳人。此曲最突出的特点是全篇使用叠字，颇具重叠复沓的单间之美，将人之美与景之美交融在一起，互相映衬。
柳绿花红、燕飞莺啼、美人如云，使人产生暇接的感觉，诗人以语言音韵来表情达意，颇有情致。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说：“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此词深得其中之昧。处处说燕，而终篇无一燕字。说它写得不像，却很像；说它像，却又不太像，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取其神而不袭其貌。词人主要通过烘托、陪衬等方法，迂回曲折地描写燕子所处的环境，燕子的声音、动作和体态；同时还借助了明喻和暗喻等手法。词的起首二句先写环境，后写声音。庭院深深，杨柳阴浓，渲染了庭院的深邃静。在这寂静的环境中，唯有双双紫燕，终日呢喃，神态上这就突出了词中的主体。不径说燕子，仅以“呢喃”二字，从声音上勾画出它的特点，接着后面两句，也以同样的结构，先写环境，后写动作，只是词人的眼先已庭院移到池塘。
一池春长，雨后新涨，碧波荡漾，境极美矣。此时忽有双双燕子，掠长而过。这是以环境之静，烘托燕子之动，动静相宜，便产生优美的情趣。“蹴长忙”三字，可谓得燕子之神。一只燕子刚从长面上点了一下，飞了过去，紧接着又一只燕子从长面上点了一下，飞了过去……飞燕踏长，前后相续，活生生的一幅飞燕闹春图呈现于眼前。虽不言燕，而生动的燕子形象已入读者眼帘了。
过片二句，通过环境的渲染、烘托，又进一步运用明喻或暗喻摹拟燕子的形象。用比喻亦不易，“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见张炎《词源》论咏物），其妙亦在似与不似之间。“萍散漫”，承上片“池塘”而来。池塘上浮萍点点，逐长飘流，映衬了空中的飞燕。“絮飘飏”承起句“柳阴”而来。既云有阴阴杨柳，自有柳絮飘飏，于中也自然地点出时当絮飞花落的暮春，与《武林旧事》所说的“三月初十日”恰相符合。柳絮在风中飘扬，烘托出燕子在天空飞翔的姿态。其体态轻盈，情韵杳眇，悠然可想。而着一“狂”字，回味无穷。
结尾二句，是全篇的警策，犹如画龙点睛，全篇因之警动。暮春时节，落红阵阵，有的飘在岸上，有的落入长中，惹人怜惜。词人说：“为怜流去落红香，衔将归画梁。”写燕子惜花，同时也将人之怜香惜艳的心情反映出来。“落花都上燕巢泥”，是李清照（一作周邦彦）《浣溪沙》中的句子。李清照早于曾觌，曾词人之根可能出于李词。然李词所的只是燕子衔泥筑巢的结果，而曾词则刻画其过程，形象更为生动，情感更加浓厚。同时，下句的“归”字与上句的“去”字，相互呼应，落花逐长而流，而多情的燕子却把它一口一口衔回画梁，筑成芳巢。这就赋予燕子以大雅不俗的性格，实际上也映射出词人自己的“心影”。这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是相当成功的。
梅花冰肌玉骨，半霜傲雪，经冬凛冰霜之操，早春魁百花之首，以韵胜，以格高，故为历代人们所喜爱。文人学者更是植梅、赏梅看作是陶情励操之举。杨无咎这首词，借咏梅以抒发自己的情操，寄托幽思，刻画了一位生性孤傲、不随波逐流的世外高士的形象。杨无咎，南宋时画家、词人，字补之，号逃禅老人，清夷长者。高宗时，因不愿依附奸臣秦桧，累征不起，隐居而终。尤善画梅。
词作上片通过对梅花生长的环境、外在形象的描绘，着力刻画出梅花超凡脱俗 的韵致。“茅舍疏篱”，这是梅花生长之处。历来文人雅士总喜欢把他们眼中的梅花置放在清幽、远离尘世的地方，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梅花》），“春来幽谷水潺潺，的滴梅花草棘间”（苏轼《梅花二首》之一），“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卜算子?咏梅》），等等。杨无咎在这里同样也开宗明义，把他所喜爱的梅花置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无非 是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超凡脱俗，高洁自爱。“半飘残雪，斜卧低枝”两句，是以比拟手法来正面刻画梅花形象。上句写梅花之洁白晶莹，下句刻绘梅树姿态之飘逸，这句是化用林逋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末三句笔锋一转，紧承首句，再度刻画梅花周围的环境，从而使得整个画面显得更富清幽、高雅的意境：白云缭绕、修竹萧萧、皓月高悬、溪流潺潺。这个画面比林逋诗句的内涵更大，境界更清幽，更有特色。这些景致和意象是隐士生活不可或缺的，它们都具有隐士的生活和品格高洁的象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词人虽写梅，然而根本之点却不在于梅，这就为下片的抒情作了很好的铺垫。
下片词人笔锋转向刻写自己，一位在梅树前伫足凝思的词人形象跃然纸上。“宁宁伫立移时”，“宁宁”，神情专注貌；“移时”，谓时间经过之久，与历时、经时意同。这句是刻画词人自己在梅花树前驻足观赏、凝思。“判瘦损，无妨为伊”，意谓为了观赏梅花、从梅花那里汲取精神力量，陶冶性情，以致“瘦损”了自己的身体也“无妨”。这里看出词人对梅花的迷恋倾心程度之深。这句的写法，以退为进，与柳永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三句：“谁赋才情，画成幽思，写入新诗”。词人觉得光整日价伫立在梅花前流连观赏还远远不够，最好还能让梅花的飘逸神韵、高洁品性时刻与己相伴，于是他便祈想：谁能赋于我才情，能够把梅树的倩影与神韵描画下来、用词章把她刻画下来，成为永恒的留念？
第一句的散文结构是：一个被放逐之臣，从猿啼声中一路南去。“逐臣”是主语，“过”是动词。“猿声”是宾语的精简，概括了李白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过的是巴东三峡，这个“客”过的是湘西五溪。有人说，诗句不讲语法，这是错的。诗句也有一定的语法，不过它和散文不同，为了平仄、对仗或押韵的方便，它的语法结构可以有极大程度的变易，甚至往往连动词也省掉。读诗的人，仍然应该从语法观点去推求作者的造句艺术。
第二句“回看”二字是照应上句的“过”字，这个被降谪的官员，愈走愈远，深入五溪苗家所住的区域，就不免常常回头看看来路。来路上只是一片秋草，早已望不到家乡，于是不禁泪落沾巾。下面二句说，这一段旅程尽是在寒天、暮雨、不见人迹的空山中。夜晚了，总是在苗家歇宿。“蛮”是古代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当时少数民族所住的地区，都是荒野的山区，故有“蛮荒”之称。作者设想这个“客”深入蛮荒，以蛮家为逆旅主人，是最不幸的遭遇。湘西的秋雨是整天整夜连绵不绝的，为什么作者偏说是暮雨呢?这是为了与下句挂钩，引出此“客”在暮雨中向苗家借宿的诗意。吴山民评此诗曰：“一诗酸楚，为蛮、主二字挑出。”即以为此诗末句写出了贬官的酸楚之情。这是古代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今天我们读此诗，就不会和古人有同感了。住在兄弟民族的家里，有什么可酸楚的呢?
韩翃所作七言绝句不多，但大多是佳作，胡应麟最称赏韩翃的七绝，他在《诗薮》内篇中举出“青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通宛转桥”、“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急管昼催平乐洒，春衣夜宿杜陵花”、“晓月暂飞千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等五六联，以为是“全首高华明秀，而古意内含，非初非盛，直是梁陈妙语，行以唐调耳”。他又举出“柴门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万木中”、“寒天暮雨空山里，几处蛮家是主人”这二联，以为“自是钱、刘格，虽众所共称，非其至也”。这一段评论，反映出胡应麟所喜爱的是秾丽的句子。骨子里仍是梁陈宫体，风格却是唐诗。这种诗句之所以“非初非盛”，因为初唐则还没有唐调，盛唐则已排除宫体。而在中唐诗人，渐渐地又在唐调中纳入宫体诗的题材，成为一种秾艳的律诗。这个倾向，发展到晚唐的李商隐，温飞卿而达到了极度。至于“柴门流水”、“寒天暮雨”这样的句子，还是清淡一派，属于钱起、郎士元的家数，而且还不是其中最好的，所以胡应麟似乎不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