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古至今，文人雅士以“月”为题的诗文不胜枚举，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搜罗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谢庄有五子，他替他们取了甚为风雅的名字，分别是飏、朏、颢、从（上有山）、瀹（上有草）。有风，有月，有山，有水，可见谢氏是个性情中人，甚为风雅，且对“月”定有一份难以名状的好感，故也以“月”为题，创作了《月赋》。纵然在当时，人们对《月赋》的评价已十分不一致，如，宋孝武帝为之“称叹良久”，认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佳作；颜延之则说：“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后人更拿它来和宋玉的《风赋》、谢惠连的《雪赋》做比较，但看法仍有分歧。就以“月”为题的文学作品来看，谢庄的《月赋》仍是其中的翘楚，否则，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就不会相当一致地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二
我们可以发现谢庄的行文并不直接切入主题——“月”，而是拿曹植和王粲来替自己说话，先是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作为起笔。之后，陈王“抽毫进牍，以命仲宣”，让主角转到王粲身上，文章由此处宕开，最后，再以陈王连连称“善”作结。以这样的虚构来从事文学创作，谢庄并非头一位，这种以构拟的人物进行对话的行文方式，早已成了“赋”文学的一特征。
而谢庄仅仅是踵继前人的作法，却引来不少的批评，认为《月赋》既然借历史人物来创作，但也该考虑到是否合乎史实。如，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春，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都卒于这一年，而到了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才被封为陈王，谢庄却称曹植为“陈王”，又有说既已假托王粲之口来抒发情感，就不应该写入孙坚夫人梦月入怀而生孙策的传说事件。这样听起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对于一篇非史非传的文学作品而言，我们理当以较感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不应如此苛责，因为他并不损害文章的美感。
由于《月赋》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为开头，让谢庄笔下的“月”注定以愁忧的形态出现。风月、山水本是无情的，因人而沾染了许多的情感，“月”亦是如此，它本身并没有喜怒哀乐，是谢庄希望让它带著情感的色彩。而长年为病所苦的谢庄，自称已是“常如行尸”而“无意于人间”。有这样的情怀，心中那份说不尽的哀戚，当然也很容易地渲染了所见到的“月”。
人也会随著外在景观的改变，而体悟自我，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指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一年四季中，最容易让人有悲伤、凋零之感的，应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天，在这样的季节里，“月”自然也会浸染惆怅与孤凄。所以，谢希逸也就以秋天的“月”作为《月赋》描写的主题对象。
三
“月”既然是全文描写的主题对象，而谢庄在四百四十三个字中，直接点出“月”字的，虽然仅有六次，但是每一次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曹子建因刚遭受知己亡故之痛，忧闷不乐，已久未出游，夜半时分愁绪又起，遂外出解闷。遥望着天空，见到“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心中不胜感慨，低声吟诵起《诗》句来，仍觉不足以消愁解闷，于是要王仲宣为此情此景写一篇文章。原本愁思是闷在曹植的内心里，因为偶然之间见到“月”，那份内在的情绪也就有了一个可供寄托的外在具象——“月”，让无情的“月”和有情的人彼此接触在一起，展开了对“月”的描写。
王粲在陈王授意之下，先是一番的谦虚，述说自己的不才，幸蒙陈王的恩宠，不敢有负此恩，只好姑且一试，接著就说道：“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以类此“日”、“月”的对比，及其延伸出的“阳”、“阴”观念做为开头，引领出种种附着人的价值观的“月”和“月”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是铺陈、说理的成分多，而写景、抒情的成分甚少，“朒朓警阙，朏魄示冲”，将“月”相的变化说成了是在警示人君的作为须合德，须谦冲；“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更引用了梦“月”入怀的神秘传说，让“月”与朝代、家国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的系连，凡此种种，想必是汉赋“铺采摛文”和“劝百讽一”的遗型。
写完了“月”的种种典故，谢庄又继续借王粲之口，连写了十四句优美异常的文字，虽没直接点明就是在写“月”，但句句扣紧“月”：先是以六个句子来描写天上的云气、地上的湖光山色的种种，为月的升起营造出不凡的气象；等到月由东方缓缓升起，也仅以“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如此不著痕迹的笔法写出；接著，又是以六个句子来形容月色本身和月色底下的景况。正由于月色是如此的俊美，君王也因而喜爱此月，罢去所有的歌舞，也就“去烛房，即月殿”，此时才明言“月”字，做为前文的说明，也为后文预留了线索。
走向“月”殿，带来了羁旅的几许孤寂，感受到至亲好友不在的凄楚，王粲的“月”也从没有直接感情的柔美，转为诱发感慨的凄美。此时，不管是天籁，还是乐音，听来一切都是那么凄苦异常，更反过来使人有一种无限的郁结萦绕于胸，最后发现唯有“愬皓月而长歌”，才能消解种种的不乐。因“月”引发愁绪，也唯对“月”长歌才能消除愁绪，表示只能与“月”对话，这就更显出羁旅的孤独与悲哀。
对“月”长歌什么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望着“月”，一时间感到虽与美人相隔甚远而无法相见，但那共有的明“月”可以传递彼此的信息，也算稍稍慰藉相思之苦，回过神来，发现距离终究是无法超越的。这种因“月”而引发对家乡、对情人的相思，可说是千古不变的母题。由于唱得深情款款，听者也听得入神，却霎然而止，听者恍然若失，于是又歌一曲：“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月”将西没，是岁也将终了，要人趁时光尚好时回去，正与“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的“月”升起的情形相呼应，做为完美的结束。
最后，陈王的连连称“善”，不但给予王粲一个回应，也算回应了文前的“陈王初丧应、刘”，总结了全文。
四
据史书的记载，与谢庄同时的袁淑，看过谢庄所作的《赤鹦鹉赋》之后，曾感叹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李调元称此赋“属对工整”，且认为是“律赋先声”。而与《赤鹦鹉赋》同一时期所作的《月赋》，亦运用了许多整饬的对偶，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等对，甚至有骈四俪六的句式。以最为人所称道的“若夫气霁地表”至“周除冰净”一段为例：
“气霁地表”对“云敛天末”
“洞庭始波”对“木叶微脱”
“菊散芳于山椒”对“雁流哀于江濑”
“升清质之悠悠”对“降澄辉之蔼蔼”
“列宿掩缛”对“长河韬映”
“柔只雪凝”对“圆灵水镜”
“连观霜缟”对“周除冰净”
十六句中两两对偶，有五组四字句对，二组六字句对，而且前八句更是“四、四；四、四；六、六；六、六”的骈四俪六的句式；且“末”、“脱”二字同一韵，“濑”、“蔼”二字又一韵，“映”、“镜”、“净”三字也同韵，知其亦开始讲求押韵。
总之，《月赋》除了情感的表达甚为成功，结构上亦是自为完整的一体，句子的对偶、押韵，也充分展现了“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时代特色。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开头他就说不到此地已是很久了，说明他很久以前曾到过钱溪。关于他到钱溪的时间，江西宜丰陶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条：“乙巳三月，公使都，经钱溪，复邦族……”说明他以前曾来钱溪，与这里的陶氏宗族有过应酬的事。不过这条记载是否可靠，与此诗关系不大，反正他过去来过此地就是了。关键是，旧地重游，他却说出“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这样的句子。这见出他多么喜爱这个地方，似乎看不够；当他将眼前所见与往日的印象进行对照时，又会感到多么亲切。因为前年岁暮桓玄篡位，去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现在战争基本结束。两三年的短暂时间里，世间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而自然界的山川景物却“事事悉如昔”。话说得很平淡，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已经寄寓其中了。“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这是他看山川时的一个突出印象，写得清新、细致。“微雨”、“清飙”，透出春天美好的气息，高林经微雨一洗润，会越发青绿可爱，空中鸟的翅膀在清风的举托下，会盘旋得更加自如。这两句历来被看作是陶诗中触景生情，寓情于景，而达到情景交融境地的写景佳句。潘德舆说它“体物之妙，畴非化工兼画工都”？因此，诸如“从胸中自然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直写胸中天”等赞语也相次而出，不言陶诗有雕琢事。其实，“有时析之以炼字炼章，斯陶之手眼出矣”（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用这观点来赏析这两句诗，倒是非常恰切的。陶诗有许多写雨写风写园林写飞鸟的句子，但在陶渊明的笔下，无不赋有“为仁”的思想，因而在美的想象中便出现一个天机和畅，万物得所的境界，这些自然景色同当时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能对现实社会起到批判作用。可以这样说：陶诗中这些兴象，是诗人艺术的化身，在一些天机和畅、静气流溢的描绘中，仿佛隐隐约约有一个陶渊明在，这两句也是如此。陶渊明是暮春三月经过钱溪的，这里的微雨，即“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的“微雨”；也即后来杜甫所写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好雨”。这种雨能起到滋润万物的作用。故句中的“洗”，不仅含有“洗净”的内含，而且兼有“润物细无声”，“夜雨瞒人去润花”的“润”的内含。这个“洗”字用得非常精当，实即后来诗评家所谓的“诗眼”。飙，一般解作暴风。在陶渊明的笔下的“飙”，却没有凶猛的气势，而有和畅的内涵，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自南来，回飙开我襟”的“回飙”就是，“清飙”与此同义。矫，也不宜解作“勇猛”，而
有舒展自如的意思，如“矫若游龙”，并不取勇猛义。“云翮”，这里虽指飞鸟，但实有影射自己的意思。如《杂诗》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即同此意。故这句的意思是：“空中的鸟儿，也将因受到清爽的春风的鼓翼，而飞翔得更为舒展。”作者抓住在眼前呈现的天机和畅的自然景色，尤其把风、雨、林、鸟组合在一起，予以集中表现，就更能体现陶渊明的思想境界，故此两句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特色方面讲，都是不容忽视的两句。历来对“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两句有不同的解释和体会。有的把“品物”解作“景物”，“义风”解作“适宜的风”，认为这两句是说：“想到这些依然存在，和风没有同他们相隔”。有的把“品物”作“人品事物”讲；“义风”，解作“正义风尚”，认为两句是说：“喜爱此地人品事物还存在，正义风尚没有改变”。有的则认为“品物”，同于《易经·乾卦》中所说的“品物流形”。“品，众庶也”，见《说文·品部》。《说文解字注笺》补充说：“庶物谓之品物，引申之义也”。关于“流形”，与文天祥《正气歌》“杂然赋流形”同义。所以“品物”，有现在所谓的“生物”的含义。关于“义风”，应该看作是广义的，因为“义者，事之宜也”，既可用于自然方面，也可用于社会方面。作者对风常赋予一种化育的内涵，约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春风化雨”；比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凯风自南来，回飙开我襟”等。陶渊明喜把人、物、我视为能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的个体；上面说的是“品物”，便是选用了“义风”这个词，这样就“民胞物与”了。可见他在选用词语方面是精雕细琢的。所以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深情地看到这个地方仍然保存着一种天风和畅，万物得所的境界。”语意浑含，耐人寻味。儒家以为一切人群与一切万物都有血缘联系，都应该相爱，这种爱的表现就是“仁”。陶渊明是一个“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人，当然是一位具有仁者襟怀的人，于是他对风雷日月，雨露云烟，山川园林，众鸟新苗，田夫稚子，都表示一种亲切而冲和的爱意，上面的“品物”“义风”，正是这种爱意的表现。陶渊明是把自己纳入“品物”的范畴的，似乎自己已感到一种和乐相处的乐趣，进入到忘我的境界，因而他退仕的决心就更大了。这样，便引出了后面言志的八句，显示题旨。
后面八句大致的意思是，眼前虽然被迫行役，但归田适志的襟怀不变，要像霜后的柏树一样，保持高尚的情操和品德。“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这里他自我责备起来了：我是干什么的，这样风尘仆仆奔走在道路上？这种自责是由钱溪这里江山之美、居人之乐引起的，转得虽陡，其实自然。“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一形”，指个人的形体，“有制”，受到牵制、约束。这里是说自己奔走道路是由于职任的制约。中间又用个“似”字。这不定之词表示出自己并不十分看重这官职，扔掉它并不困难。“素襟”，平素的怀抱，即归隐田园，他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下面就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离析”，离开。陶渊明此次出仕时间很短，这里说“久”，日日梦想，见出他确实“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这两句是说：我一定要回到田园中去，这决心就像不怕冰霜的柏树那样坚定不移。这里暗用了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话，这个誓愿是发得很重的。《饮酒》其十九有“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与这两句意思相似。下半这八句，头两句自责，后六句两句一层，反复表明自己的归耕之志，一层深似一层，而且用“似有”、“不可”、“安得”、“终怀”、“谅哉”这些词语进行呼应，把他的心情表现得十分强烈。
这首诗在构思上颇具特色。第一，它能显示作者的思想依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深度。他阻风于规林时，只是想到家乡美好的园林而不想从政（“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在夜行涂口时，只是想到一向爱好诗书，而园林中又没有世俗之情才不想从政（“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在经曲阿时，是看厌了异乡景象而不想从政（“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但在经钱溪时，却是看到钱溪品物美好而不想从政。这是作者采用“移就”的修辞手法把故乡的美移到钱溪来，并从根本思想写，集中笔墨写，就为退出仕途的决心增添了砝码。第二，诗的前半用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手法表示自己内心的意念，语言精到，形象深刻；后半则言明题旨所在，故它能在托物言志上做到章法均衡，过渡自然，显示了古典诗的整齐和谐美。第三，诗歌常讲求艺术容量，既用精炼的语言雕绘形象，又能于其中表达出丰富的思理，而这首诗就是这样的诗。
大鹏是李白诗赋中常常借以自况的意象，它既是自由的象征，又是惊世骇俗的理想和志趣的象征。开元十三年（725年），青年李白出蜀漫游，在江陵遇见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称李白“有仙风道骨焉，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并序》（后改为《大鹏赋》），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鸟。李白诗中还有一首《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据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序》云，李白“赋《临终歌》而卒”。后人认为可能就是这首《临路歌》，“路”或为“终”之误写。可见李白终生引大鹏自喻之意。按此诗语气直率不谦，故前人有疑非李白之作者，亦有信为李白之作而辨之者。参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此诗题解。
全诗开篇激昂高调，前四句均以“大鹏”自比。“大鹏”这一意象经常在李白的作品中出现。大鹏是《庄子·逍遥游》中的神鸟，传说这只神鸟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云”，翅膀拍下水就是三千里，扶摇直上，可高达九万里。大鹏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是自由的象征，李白深受其影响，故而李白的作品中永远有最浪漫的幻想，永远充满对权贵的傲视和对自由的追求。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以大鹏自比，描写了传说中的神鸟大鹏起飞、下落时浩荡之景象，更是表现出了诗人李白此时豪情满怀、直冲青云之志向。李白在诗中第三、四句写到：“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即使大风停下来，大鹏落了下来，也会在江湖激起波澜。如果李白自比大鹏，那么李邕自然就是大鹏乘借的大风，李白在这里言明即使将来没有了李邕的相助，他也能在政坛造成非凡的影响。这种非凡的胆气不得不用一个“狂”字来总结。
诗的后四句，是对李邕怠慢态度的回答：“世人”指当时的凡夫俗子，显然也包括李邕在内，因为此诗是直接给李邕的，所以措词较为婉转，表面上只是指斥“世人”。“殊调”指不同凡响的言论。李白的宏大抱负，常常不被世人所理解，被当做“大言”来耻笑。李白显然没有料到，李邕这样的名人竟与凡夫俗子一般见识，于是，就抬出圣人识拔后生的故事反唇相讥。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两句意为孔老夫子尚且觉得后生可畏，你李邕难道比圣人还要高明？男子汉大丈夫千万不可轻视年轻人呀！后两句对李邕既是揄揶，又是讽刺，也是对李邕轻慢态度的回敬，态度相当桀骜，显示出少年锐气。
其实历史上李邕本人亦是一个侠义豪迈、天纵英才的人物，而且对后辈多为照顾。对于这样一位名士，李白竟敢指名直斥与之抗礼，足见青年李白的气识和胆量。“不屈己、不干人”笑傲权贵，平交王侯，正是李太白的真正本色。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