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全文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谈竹子的四种美德：建善不拔，中立不倚，应用虚受，砥砺名行，夷险一致；正因为有这些美德，君子们多将之作为“庭实”。第二段写自己与竹相知相处的经过。那是自己借居已故相国府宅东亭时，有感于原先种的竹已“枝叶殄瘁，无声无色”；经询方知其竹现状是与“他人假居”、无人爱惜竹子有关。于是乎，作者“乃芟翳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爱惜并护理竹子将近一整天时间，他旋即感到，竹子以清光朗韵回报自己，付出真情。第三段借竹子前后不同际遇，谈人才的遭遇。竹子“似于贤”得到人之爱惜和培植，对“真贤”的人又怎么得不到爱惜和培植。竹子与草木，就像贤才与一般人；竹子是不能自我张扬优点，而是靠人赏识它；贤才不能自我张扬才干，而是要各级领导使用贤才者，才能发现贤才们的才干，重用之。因此，贤才被各级领导掌握着命运。

　　文章以竹喻贤人，表达了作者仰慕贤者的高贵品质，决心坚定不移、正直无私、虚心体道、砥砺名行的志向，同时渴望当权者善于发现人才，爱惜人才，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对于人才不被重视的现实流露了隐忧。文章描绘竹之形态，观察入微，抒发感慨，真挚动人；行文流畅，语言朴素，不事雕琢，意境新颖。文章风格与其诗歌一样，通俗平易，有为而作。

　　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作者仰慕贤者的心情和盼望执政者善待贤才的意愿。通篇率真自然，不事雕琢，文字省净，意境清新。

　　翻开苏轼的诗集，描写庐山和杭州的诗篇可说不少，但是这一首《观潮》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却很特别，极具禅味。

　　就苏轼的庐山诗而言，他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别开生面；他写的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也独步古今。前者哲理趣味极浓，说明如陷在里面跳不出来，就常被现象迷惑而看不到客观事物的真相。后者观察景物敏锐而深刻，譬如恰到好处。《观潮》一诗，也是继于以往人生体验，看清自己心随境转、杂念丛生的冲动之后的淡雅，不随着冲动妄念走。

　　从诗的命意看，可以看出诗人对庐山的风景和钱塘江潮慕名已久，常萦于梦寐。似乎如果不能身历庐山之境，一赏烟雨迷濠之奇；如果不能目睹钱塘江潮，一看它万马奔腾，势撼山岳之壮，真是辜负此生，千般遗憾，难以消解。可是后来攀登庐山，出任杭州刺史，饱览了庐山的烟雨，欣赏了一年一度的钱塘江潮，反倒觉得客观的景物究竟是旷世稀有还是平淡无奇，也不过是自己主观意识的驱动。烟雨的聚散飘忽，江潮的自来自去，似乎不再那么激烈澎湃，不过是风幡不动心妄动。

　　以禅理入诗的历代诗人都有，唐代的王维可以说是代表，因为他追慕隐逸恬静，后来更皈依佛教，所以很多诗表现了出尘的思想。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都是例证。苏轼在经历过宦海风涛，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坎坷之后，产生“及至到来无一事”的禅语，也是烦恼即菩提的真实价值。

　　苏轼借《观潮》为题，抒写了一种经历妄念躁动，转而豁然超越的思想，有佛家的禅宗情调。所谓禅宗，有南北之分，北宗强调“住静观心”、“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南宗则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以达到“无念为宗”。苏轼在诗中说的“及至到来无一事”，就是把自己妄念看清，恍然看清自己之后，细想这与苏轼当初未来时的千般期待、万分遗憾，显得很可笑了。

　　此诗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大雅·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

　　此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民”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民”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此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伐檀》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问：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明代孙鑛认为，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这是一篇好诗，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清代李超孙《诗氏族考》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而此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此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