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此曲起首两句，从意义上说是流水对，即出句与对句连续在一起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天上的织机停止了工作，一匹雪白的绸绢从危立的石壁上方高垂下来，寒光闪闪，瀑布的形象既雄壮，又飘逸。“天机”、“月梭”、“石壁高垂”，无不形象恢弘，这就自然而然使人慑服于这条“雪练”的气势，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雪练”不仅气势雄壮，而且构造奇特。原来它粗看是一匹整幅，细细望去，却可以析成一缕缕带雨的冰丝。元人伊世珍《嫏嬛记》载，南朝沈约曾遇见一名奇异的女子，能将雨丝缫丝织布，称为“冰丝”，乔吉可能也知晓这一民间传说。“冰丝”与“雪练”照应，而“雨”又是“冰丝”的构成原质，从“雪”到“冰”再到“雨”，既有色彩上的由纯白而渐至透明，又有意态上的由静入动。奇景激发了诗人的奇想，于是得到了“几千年练未干”的奇句。说它奇，一来是因为未经人道，有谁想过瀑布的冰丝还需要“练”，而事实上确是练不干的呢！二来是这一句由空间的壮观度入时间的壮观，所谓“思接千载”，从而更增重了瀑布的雄伟感。

　　前面的四句以丰富的联想、夸侈的造语，推出了瀑布在天地间的整体形象，其实是远观。“露华凉”的第五句出现了观察者的主体——“人”。“人怯衣单”应“凉”，而“凉”又遥应前面的“雪练寒”。不过前文的“寒”是因瀑布的气势、色光而产生的心理感觉，而此处的“凉”则更偏重生理感觉。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微妙的细节，影示了自己向瀑布的步步逼近。

　　末尾三句就是在情形下对瀑布的深入刻画。“白虹饮涧”，出于“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宋沈括《梦溪笔谈》，这一传说起源颇古，甲骨文中就有“有出虹自北，饮于河”的卜辞。这句是在瀑流与涧面的交接处仰视瀑身，因其高入半空，故说它好似天上的白虹一头栽进涧中吸水。“玉龙下山”，是指瀑布的近端沿山壁蜿蜒奔流的姿态，苏轼写庐山瀑布，有“擘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语，元好问也有“谁着天瓢洒飞雨，半空翻转玉龙腰”《黄峪》的诗句，可见诗人们常将夭矫的游龙与瀑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晴雪飞滩”，则是流瀑在浅水处撞击山石，迸溅水花如雪的奇观。这三句不但动态婉然，而且色彩鲜明，如同特写。既有全景的壮观，又有区段的特写，瀑布的形象，就充实丰满，历历在目了。

　　这首诗运用比喻手法写瀑布之壮观，这首小令写瀑布能如此鲜明壮观，生动形象，原因之一是比喻艺术极为高超。“雪练”“冰丝”“带雨”“露华”是借喻，“白虹”“玉龙”“晴雪”是明喻。多角度、多层面的比喻，既描画出瀑布的动态，也写出它的静态，还写出它的色相。更为难得的是写出它流走飞动的神韵。由于多种比 喻效果的产生，虽然曲中不见“瀑布”二字，但瀑布的奇观韵味却极为生动地表现出来。有人称乔吉是曲家之李白，如果从雄奇豪迈的浪漫主义风格看确实相类。

　　诗的首联写的是，诗人去年任荆州大都督长史时，见到荆南的梅花遍地开放，如同漫天飘飞的雪花；今年诗人从南方来到了北方，幽州的雪花漫天飘飞，宛若遍地盛开的梅花。这句诗用了互喻的手法。所谓互喻就是本体和喻体互相设喻, 即先用喻体比本体, 再用本体比喻体。这种比喻使两种物象缠绕勾连, 曲折有趣,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读来有循环反复之妙趣 , 增强了韵文的韵味与节奏, 强化了艺术感染力。互喻的手法在古诗中很常见，比如，南梁范云的《别诗》中有句曰：“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宋人吕本中《踏莎行》词中有句曰：“雪似梅花, 梅花似雪, 似和不似都奇绝。”张说的灵感当来源于范云，而吕本中的句子则很可能从此联而来。此联通过去岁今年同期所见，一是江南春色，一是北国冬景，体现诗人时此时彼的仕途遭遇，其中饱含着对人生无常，仕途坎坷的感慨。然而，字句十分秀雅，未露丝毫伤感痕迹，表达十分蕴藉高妙。

　　颔联讲的是，诗人南北流离，转徙如蓬，叹息人事的变化不定。然而，旧岁去了新年来，周而复始，不失常度，却也使诗人感到欢欣。这是紧承上联发的感慨。出句抒发了一种世事茫茫难自料的深沉情感。对句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骨子里却潜藏着一种时光蹉跎的复杂心理。句中“去复来”三字，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诗人在新年对政治生命复苏的预期与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诗人的语言极其委婉，将怅惘而又急切的心情藏在轻松的笔墨之下，使得诗歌的韵味更加悠远绵长。清代学者谭宗在《近体秋阳》中评价这首诗说：“常调尔，顾但见其老，而不嫌其俗，以其气清语真也。”“气清语真”确实是本诗语言的最大特色。

　　后二联中，诗人满怀深情地说，他身在边镇，心在京城，耳听着戍卒唱出的通宵不绝的歌声，眼却遥望着朝廷燃起的彻夜不息的烛火，殷切期盼尽快回到长安，值此新春之际，举杯献酒，敬祝皇上寿比南山。至此，诗人企望重新来到君主身边，再次受到信任的心情才明白地表露了出来。 总的来看，这首诗紧扣题中“新年”发感慨，表心愿，娓娓道来，意脉相联，轻松自如。将对人生无常的怅惘之情，仕途坎坷的忧虑之情，新年仕途进步的愿望之情，对京都的思念之情，对皇帝的颂扬之情，都表达地含蓄蕴藉，自然妥帖，开启了盛唐诗歌的新气象。当然，像尾联这样的文字多少有媚上之嫌，然而，诚如明代李攀龙、叶羲昂《唐诗直解》中所说： “上寿近俗，但君王不得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