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
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
这是一首很典型的羁旅诗。《归信吟》秉承诗人一贯的表现苦吟的诗风。前两句写远游在外的诗人一边洒泪，一边写信给远方的亲人；后两句写自己的魂也随着信一起回到万里之外的亲人身边。表现了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以泪墨修家书已见思念之深，可“书去”自己的魂也一同随着去了，更见思念之苦。可以想象诗人在外漂泊的凄苦。苏轼在《读孟郊诗》中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正道出了此诗的特点。一个“泪”字可见诗人心中凄苦之情，所以诗人是挥泪作墨。“泪墨洒为书”一句，而情真意足，写出小儿女的情态，巧而不纤，较诸“和泪濡墨”的套语自有深浅真伪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