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题作“佳人”，叙写的对象是一美貌女子。
《玉女摇仙佩·佳人》这首词开篇即凌空飞来一句“飞琼伴侣，偶别珠官，未返神仙行缀”，凝神细思，原来是以“飞琼伴侣”喻指这位女子。仙女许飞琼曾为西王母“鼓震灵之簧”（《汉武内传》），作为她的女伴，这个女子自然也非同凡响了。更何况她是“偶别”仙宫，来到人间，再没有回到仙界去。如果说第一韵写了这位女子的超凡，下面的一韵则写了她的脱俗：随随便便地装束，寻寻常常地言语，便清丽过人，美艳超群。其超脱凡俗处，真不可以常人之心思之也。
人们常喜欢用名花喻美女，“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温庭筠《浣溪沙》其三），“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韦庄《女冠子》其二），“腰如纫柳脸如莲“（顾夐《荷叶杯》其七）……但柳永这首词“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几句，真是大畏唐突，尤见温存，又可悟翻旧为新之法。在词人的眼中，“奇葩艳卉”也不过是或红得浓重、或白得浅淡而已，哪里赶得上她如此多情，占尽了人间所有的美艳娶质。词句明白如话却凭空出奇，突破了自古以名花喻美人的俗意。
从叙写的情事看，这首词的女主人公很可能是一位风尘女子，但词人将她写得那样脱俗，那样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正体现了柳永创作思想中闪光的一面，那就是把妓女当作人，把妓女当作倾诉衷情的对象。这种思想，在词的下阕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
从内容方面说，下阕主要写“我”与“佳人”的恩爱深情。就写法而言，下阕多有小的开合，又时而宕开一层，写情一步深似一步。
过片由“须信”领起，写良宵美景，不忍“把光阴轻弃”，一韵中三句间形成小的开合。接下来又宕开一层，写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有盛年相依相伴，故以“且恁相偎依”一句收住了这一层意思。既而笔致又深一层，点出了佳人所看重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我”的“多才多艺”。最后又有枕下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一个“断不”，语气决绝，以之收煞全词，产生了一种荡气回肠的效果。
柳永在这首词中提出了一种进步的爱情观，即“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有进步色彩的社会意识，这种爱情模式冲破了封建的门第观念，冲破了传统的“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婚姻制度，对后世阐生了很大的影响。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官调》和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所表现出的“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主题思想，就是对这种爱情观的进一步阐发。而柳永的首倡之功，则是不可磨灭的。至于词中“愿奶奶……”这样的俚俗之语，历代评者多毁疵之，但就全词来看，此乃小瑕，不足以掩大瑜也。
清人沈谦认为将美女比作鲜花，已是陈腐老套，俗而又俗了。比喻的生命在新在活，在于出人寻常意想之外。“翻旧为新”，其实突出的还是一个“活”字。太白“云”、“花”并举，且反过来说，活了。屯田则推倒了说：若是以花来比此女，会惹人嗤笑，其实花也无法与她相比，她占尽人间之美，在她面前，“深红浅白”的花免不了也相形见绌了。词的上片只是写美人之风情万种，“千娇百媚”。她从仙女的舞队中走了出来，仿佛是来领略人世间的好天良夜，“皓月清风”。下阕则突出“我”的多才多艺，佳人合该配才子，写得深情款款，温存不尽。词以鸳梦好合作结，但梦只是梦，故于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中，亦含无尽的怅惘。后世词论家针对“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心意”数句，以为其“轻薄”，甚至是“秽亵”。其实这里虽写得略嫌刻露，然下阕以“须信”领起，完全是想象之词，况且柳词往往是由歌女们被之以管弦，故不刻意避俗。倘金圣叹评此词，想来非但不会指责，甚或以为是自然而然，文势之趋也。更甚或以为病诟者冬烘，头巾气太重亦未可知。全篇体现出柳词善于铺叙，流利婉转的词风，纡徐取势，迷离缥缈，令人含味不尽。最是“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数句，写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举重若轻，笔墨简约，词家匠意文心，正须从此等细微处观之。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此为咏物词。词中借咏和风细雨中盛极一时、风情万种的柳枝，塑造了虽青春年少、红极一时而终归要红颜老去、潦倒落拓的歌妓舞女形象，表达了词人对于被侮辱、被损害的风尘女子的同情和关注，同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深沉的身世感慨。全词借助形象上的比拟与联想，将物与人的命运浑然一体地交织一起，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上片借柳喻人，以风流蕴藉、温馨旖旎的春风杨柳象征歌妓舞女年轻时的生活和形象。起首一句点明时令。“碧城”是丛丛柳树的形象化比喻。此句从容自而又明快轻灵，给人以和煦的春风飘然而至的感觉，而“碧城”的字面又造成重翠叠碧的视觉印象，故虽平直叙起，却有鲜明的形象感。次句“绿相迎”应上“到碧城”，不仅画出了柳枝迎风飘拂、如有情相迎的动人意态，突出了和风的化煦作用，也传出词人面对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景象时欣喜的心情。第三句“舞烟眠雨过清明”以概括之笔收结上片。柳枝暮春的晴烟轻霭中飘舞，暮春的霏霏丝雨中安眠，梦一般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了清明三月天。过片巧妙地以眉和柳叶将物与人联系起来。美人对镜梳妆，爱把双眉画成柳叶的形状，歌楼宴席上演唱的清歌也用柳枝作为曲名。词人巧妙地借柳叶眉、《柳枝》曲的流行来渲染柳枝的声名。结句点明主题，情深意切，希望霜霰莫打杨柳，实际上是说歌妓舞女到人老珠黄时备受摧残，寄托了词人对她们的同情。总之，此词借柳喻人，寄托了作者对不幸女子的深切同情，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