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过题咏画中的史实来抒发诗人对现实的感慨。前两句写唐代宫门千重万层大大敞开的升平气象和唐玄宗打完球后带醉而归的得意神情；后两句是诗人在发泄幽愤，既是对唐玄宗的讽刺，也是对忠谏之臣的赞美和惋惜。全诗文笔流畅，言浅意深，篇幅虽短小，立意却不凡。
诗中第一句“阊阖千门万户开”极写唐玄宗气焰熏天，不可一世，唐代宫门千重万层大大敞开的升平气象。阊阖，本是传说中的天门，但诗人为表现唐玄宗的威严和气势，特意把它放在句首，使人有望而生畏之感。此外，按实际情况来看，即便是皇家宫殿，即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也不会有“千门万户”同时打开的浩大声威，但诗人在这里巧用夸张手法，着意描写皇宫的富丽堂皇，着意描写李隆基的威势。
“三郎沉醉打球回”，突显出唐玄宗打完球后带醉而归的得意神情。诗人虽是宋朝人，却直呼“真龙天子”的小名“三郎”，未免也有不敬之嫌；又与前句的“阊阖”相对，无形中又增加了几分戏谑的色彩。“沉醉打球回”，一方面是说唐玄宗打了球、喝了酒，醉熏熏地归来；另一方面着重用“沉醉”二字刻画唐玄宗醉生梦死、淫乐无度的内在气质。前句“千门万户开”，把唐玄宗的威势写到了极点，后句“沉醉打球回”，把唐玄宗的淫乐也写到了极点；在这一“始”一“放”之间，诗人的态度立然可见。
诗的后两句着重揭示唐玄宗之所以能够这样淫乐无度的原因：“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张九龄和韩休，原是玄宗朝中的直臣，“尝谏明皇宴乐，常改容谢之”，对开元、天宝盛世的形成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后来，张九龄以老乞休，韩休不久病逝。表面上看来，诗人似乎在直陈史事，对这位“沉醉打球回”的风流天子未贬一语。但实际上，句中“潜台词”是很多的。
其一，张九龄已老乞休，最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后期已经不想励精图治，只信任“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只愿意听阿谀奉承的顺耳话，不听直言敢谏的臣子的逆耳话。
其二，“无复明朝谏疏来”，似乎是“九龄已老韩休死”的直接结果，实际上又是在暗示唐玄宗的心理活动：那些讨厌的老臣都不在了，朕只管花天酒地地玩。
其三，即便是张九龄、韩休都已经不在了，朝中应该不会连一个直臣都不剩，暗示出关键在于唐玄宗再也不任用直臣。因此，诗的后两句虽然看起来是客观陈述，实际上处处是在指责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流露出诗人对封建统治者乐极生悲的告诫。
全诗篇幅虽短，立意可谓不凡。文笔流畅，言浅意深。诗人忧国忧民，一片忠心可掬。诗人通过题咏画中的史实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慨，又曲折而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对当朝统治者腐败政治的不满。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一腔忠贞而不被体察，满怀抱负而无从得施，这是封建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当着社会生活的内容有不敢直说、不便明言者时，这种反映往往是曲折、隐晦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因此在《离骚》中“上下而求素”，出入于风伯日驭之间，去寻找自己的理想。正是从他开始，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以游仙的形式来表现政治内容、抒发生活感慨的传统。这一传统，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全面继承，而到了李白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篇在李白的游仙诗中，不算最出色的，但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运用这种形式所取得的成就。
一起两句，开门见山，点出所思对象及其所在地点。据《十洲记》云；“东海之东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碧海在东海之东一万里，而仙人又在碧海之东隅，可见其远。碧海之水“甘香味美”，迥别于人间，可见仙人居处的奇异、优美。诗人于仙人不能不萦之于心，而于路途的遥远、凶险亦不能不念念于怀，因而逗出下面数句。
接着诗人列举了四事，说明欲至仙人居处的“碧海之东隅”的凶险程度。首先是气温低寒，其次是海风凶狂。风狂则浪大：“白波连山倒蓬壶”（木华《海赋》：“波如连山。”），更别提还有凶猛的怪物作祟了：“长鲸喷涌不可涉”。由于这层层险阻，诗人痛感无望的悲哀，于是只好“抚心茫茫泪如珠”了。
去既不能，罢亦不忍，“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终竟是意难平。那么，这一份惓惓之情便只有托那神奇的青鸟代为传递了。青鸟是西王母的信使，见《汉武故事》。麻姑是传说中的一位美丽的仙女，见《神仙传》。这里，诗人请青鸟代为向麻姑（即篇首的“仙人”）表示歉意：他不是不想去，实在是去不成。
从李白的生平经历来看这首诗，它的寓意相当明显。可以说，它反映了李白追求美好的理想，虽遭权奸们的诋毁，而始终惓惓情切的真实处境，浓缩了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遭遇，是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游仙诗看待的。
《有所思》是一个古题，出自汉乐府。用此题者，一般但言男女离思。而李白将其引入游仙，将所思对象改为仙人，并赋予整首诗以深刻的寓意，不能不说是用古题写出了新意，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诗人的创造力。
毛文锡是西蜀代表词人之一，尤工小词，此阕为其杰作，素受赞诵，沈初有诗曰：“助教（温庭筠）新词《菩萨蛮》，司徒（毛文锡）绝调《醉花间》。晚唐风格无逾比，莫道诗家降格还。”推崇其为一代诗雄。文锡词多“以质直见情致”，此阕却写得含蓄婉转，曲致其意，颇耐寻味，表现出风格的多样化。
此词破题用“陡健之笔”（《词徽》卷五），劈头便云：“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云起马面，突兀而来，挟带着强烈的感情。词用口语，用民间文学的重复、回环的手法，语言流利清新。通观全篇，乃替思妇设辞，有个性特征。女主人公不愿人问，更怯惧人问，唯恐平空再增添一段怅恨伤心；既云“添恨”，显见心头已有恨郁积。所“恨”什么？怕“问”什么？为什么“相问”会如此深深地触动心底隐痛？首三句无端而降，平地起波，顿时结成一个悬念。接下“春水”两句并不予回答，而是宕开一笔，折入景中，拉展出一卷池塘春意图。女主人以徘徊池塘畔，只见：微风徐拂，春水满塘，碧池如镜，洗映蓝天；水面上浮游着三五成群的紫色鸂鶒，头披五彩缨，双双相嬉，活泼的生机，不时打破池塘的宁静。画面讲究色彩，动静相映。这幅画深有寓意，不仅“春水”交代时令，“池塘”交代地点，更主要的是“鸂鶒相趁”表面写景，实际暗示幸福的爱情生活。“鸂鶒”，一种水鸟，头有缨，尾羽上矗如舵，羽毛五彩而多紫色，似鸳鸯稍大，故又名紫鸳鸯。花间派词人常将之视作鸳鸯来咏写。“趁”，因利乘便之意，词指鸂鶒双双相嬉、爱抚。词人写鸳鸯，鸂鶒，“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牛峤《望江南》），是以双双相随的水鸟象征美满恩爱的婚姻。至此，读者依稀感到女主人公的“恨”，似与爱情生活的缺憾有关，但悬念仍未解。
过片二句承上片结句而来，由池塘水涨而翻忆昨夜春雨，是“春水”句的补足和延伸；水因雨而涨。一夜春雨霏霏，雨带寒意，临明一阵逼人。词化用唐韩偓《懒起》：“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诗句，暗示女主人公彻夜不眠，卧听雨声。画面色彩气氛由热转为冷，自上片春江水暖跌入临明雨寒，心情也随之暗转。临明的寒意，侵人肌肤，女主人公由自己身上寒，推想到“伊人”的寒暖，而牵肠挂肚，逼出煞拍二句“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戍楼”，征人所居，挑明女主人公身份，原来是个独居闺房的边防军人的妻子。丈夫万里从戎，边庭音信久已断绝。生死未卜，寒暖不知，不能不使妻子终日牵挂，惊忧怅悲，正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结尾二句，如泣如诉，解开了全阕的悬念，词旨大明，乃思妇思念征夫。这才明白：女主人公为什么在词首启唇即哀诉：“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原来她怕人家问她远征丈夫的消息。也才明白：她闲步池塘，是为了避开人目，排遣愁怀。不料春景虽美，“触景更添恨”，水鸟双双成对，自己却茕独只影，说不出的凄愁伤感。因春色而生春心，因春心而触春恨。故过片心境迅即浸入彻骨春寒之中。煞拍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况周颐评曰：“《花间集》毛文锡三十一首，余祇喜其《醉花间》后段‘昨夜雨霏霏’数语，情景不奇，写出正复不易，语淡而真，亦轻清，亦沈着”（《餐樱庑词语》）。
这首《柳枝词》，明代杨慎、胡应麟誉之为神品。它有三妙。
一、故地重游，怀念故人之意欲说还休，尽于言外传之，是此诗的含蓄之妙。首句描绘一曲清江、千条碧柳的清丽景象。“清”一作“春”，两字音韵相近，而杨柳依依之景自含“春”意，“清”字更能写出水色澄碧，故作“清”字较好。“一曲”犹一湾。江流曲折，两岸杨柳沿江迤逦展开，着一“曲”字则画面生动有致。旧诗写杨柳多暗关别离，而清江又是水路，因而首句已展现一个典型的离别环境。次句撇景入事，点明过去的某个时间（二十年前）和地点（旧板桥），暗示出曾经发生过的一桩旧事。“旧”字不但见年深岁久，而且兼有“故”字意味，略寓风景不殊人事已非的感慨。前两句从眼前景进入回忆，引导读者在遥远的时间上展开联想。第三句只浅浅道出事实，但由于读者事先已有所猜测，有所期待，因而能用积极的想象丰富诗句的内涵，似乎看到这样一幅生动画面：杨柳岸边兰舟催发，送者与行者相随步过板桥，执手无语，充满依依惜别之情。末句“恨”字略见用意，“到今朝”三字倒装句末，意味深长。与“二十年前”照应，可见断绝消息之久，当然抱恨了。只说“恨”对方杳无音信，却流露出望穿秋水的无限情思。此诗首句写景，二句点时地，三四道事实，而怀思故人之情欲说还休，“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深沉幽怨，尽于言外传之，真挚感人。可谓“用意十分，下语三分”，极尽含蓄之妙。
二、运用倒叙手法，首尾相衔，开阖尽变，是此诗的章法之妙。它与《题都城南庄》（崔护）主题相近，都用倒叙手法。崔诗从“今日此门中”忆“去年”情事，此诗则由清江碧柳忆“二十年前”之事，这样开篇就能引人入胜。不过，崔诗以上下联划分自然段落，安排“昔──今”两个场面，好比两幕剧。而此诗首尾写今，中二句写昔，章法为“今──昔──今”，婉曲回环，与崔诗异趣。此诗篇法圆紧，可谓曲尽其妙。
三、白居易有《板桥路》云：“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唐代歌曲常有节取长篇古诗入乐的情况，此《杨柳曲》可能系刘禹锡改友人之作付乐妓演唱。然此诗就《板桥路》删削二句，便觉精采动人，颇见剪裁之妙。诗歌对精炼有特殊要求，往往“长篇约为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为大篇，敷衍露骨”（明谢榛《四溟诗话》）。《板桥路》前四句写故地重游，语多累赘。“梁苑”句指实地名，然而诗不同于游记，其中的指称、地名不必坐实。篇中既有“旧板桥”，又有“曾共玉颜桥上别”，则“此路今重过”的意思已显见，所以“若为”句就嫌重复。删此两句构成入手即倒叙的章法，改以写景起句，不但构思精巧而且用语精炼。《柳枝词》词约义丰，结构严谨，比起《板桥路》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刘禹锡的绝句素有“小诗之圣证”（王夫之）之誉，《柳枝词》虽据白居易原作改编，也表现出他的艺术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