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
这篇墓志铭作者选取了妻子王弗的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王弗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作者的忠告、帮助；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尤应保持警觉：一类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一类是对结交过于轻率者；表现了妻子王弗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过人。此文于记事中寄托情思，记事简洁而感情深挚，文章所记之事不过二三，但一个贤明妻子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之葬的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从第二段开始简介王氏生平，这也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名为苏迈。
文中选取了王氏生前的几桩日常小事，来反映王氏的为人。她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公婆“皆以谨肃闻”；陪伴丈夫在任上，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氏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
文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王氏“从轼官于凤翔”的往事。这可以说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远行，独自带着娇妻幼子前往凤翔赴任。初涉官场，不知深浅，加上离家千里。苏轼曾经多次思念家乡以至于茶饭不思。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也没有兄弟陪伴，只有王氏一人默默相伴，从此，两人就风雨同行，在宦海沉浮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其姑之侧”的理由，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讲述了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王氏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的一生恪尽妇道的美德。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全文仅四百余字，却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的生平，充分表达了苏轼和王弗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
这首词作于宋淳熙五年（1178）。词中作者借为范如山祝寿的机会，鼓励他应该去泸溪，施展自己的才干，锻练自己的能力，准备为收复祖国失地建功立业。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范氏一家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父亲范邦彦曾仕金为蔡州新息县令，后率豪杰开城迎宋军，举家归宋。他很钦佩辛弃疾的忠心赤胆而把女儿嫁给了辛。辛跟范如山“皆中州之豪，相得甚”。范如山是个有才干的政治家，刘宰《故公安范大夫行述》说他“治官如家，抚民若子”，极受百姓拥护。他颇有忧世之心，常思恢复北土，但感于政治腐败，当道非人，又很想学陶渊明“躬耕南亩”，隐居不仕。
淳熙五年（1178年）六月，南宋主战派名相张浚的儿子张拭（自号南轩），任荆湖北路安抚使，颇想干一番事业，轩范如山从金人占领区来，“知其豪杰，熟其形势”，便请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当时正任湖北漕运副使，很希望范能出仕荆湖，“轩作此词勉之”。词的主题就是劝他以国事为重，“万里功名莫放休”，时时挂念“君王三百州”，努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上片一开篇作者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掷地刘郎玉斗”。鸿门宴上刘邦令张良献玉斗给亚父范增，范增痛感项羽不听劝告放走刘邦，贻下后患，而将玉斗置于地，拔剑撞而破之。另一个是，“挂帆西子扁舟。”春秋吴越之争时，范蠡献西施于吴王，以瓦解吴王斗志；灭吴后，不受越封，复取西施乘舟游五湖而不返。写法都是似明而暗，一看便知是用典，但真正的用意却没有直接说出来，甚至连范增、范蠡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作者用这两个典的意思，主要轩范增、范蠡都与范如山同姓，又都是才智出众，有胆有识的谋士，轩而即以二范比如山，希望他成为二范那样的人物，能竭诚尽智为自己的君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个看来隐晦的开端，不但艺术上很有特色（隐含范如山姓氏，却不出一范字），从词的主旨说也是很好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垫底，下面几句正面劝勉的话就显得很有力量，很动感情了。“千古风流”应在我辈身上，不要轻抛建功立业（“万里功名”）的时机，要时时想到大宋的万里江山（“三百州”）呵！
下片，针对范如山“迟迟未行”的思想活动，进行劝勉。一方面称赞了范的大才宏志，预言他定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劝告他不要嫌泸溪令职位低小难以发挥作用。而应当以之作为搞大事业的起点。为了同时表达这两方面的意思，作者选用了四个典故。
一是：“燕雀岂知鸿鹄”。陈涉辍耕垄上，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故事，借此表明自己理解范的志向，他的不愿就任是想有更大的作为。
二是：“貂蝉元出兜鍪”。用的南齐将军周盘龙的故事。周年老不能守边，还朝为散骑常侍（皇帝侍从，能预闻要政），世祖戏问他：“你戴貂蝉（近侍贵臣冠饰）冠比起戴兜鍪（战盔）来如何？”周答：“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意思是说我成为近臣是在战场上拚杀得来的，不是靠了恩宠。这里表示自己理解范有更大的才能，想得到更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但是想得到更大的尊荣，要想得到参预朝政的要位，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多作表现，积累“战功”。
三是：南朝宋大将军宗悫的故事。宗晚年为豫州刺史，典签多所违执，宗怒叹“得一州如斗大，竟遭到典签的慢待！”辛借此表示自己体会到范的心情──以大才而屈居小小泸溪，且行动不能自主，难有作为。但也是劝他：宗悫都难免屈居下位，受小人之气，何况你我。典签，本为地方文书小吏，但南朝时，多由帝王亲信担任，以监视地方大员，号为“签师”，颇有实权。四是《论语·阳货篇》：孔子至武城，闻弦歌之声，认为割鸡无需用牛刀的故事。作者反其意而用之，鼓励范南伯不妨以牛刀杀鸡，一试身手，把泸溪治理好，以显示自己的才能。
这首词是主要表达的是辛弃疾希望范如山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名利的得失，积极出仕以成就功业。辛弃疾以议论为词的特色在其中得以充分表现。
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让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便写《破阵子》既为祝寿又为规劝，营意用典之妙，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可为三叹！” 全词62字，用了范增、范蠡、陈涉、周盘龙、宗悫、子游六典，除周盘龙一典稍为冷僻外，均为熟典，为全词的生动内容的一部分，非耀学无生硬，得蕴藉隽永之妙，远胜于直接议论。 第一句典出刘邦送玉斗给项羽谋士范增，范掷玉斗于地，拔剑碎之，可谓以碎玉开始；而结句是辛弃疾献玉碗以祝寿，则为完玉终，其间，捕捉心态，造语灵动，以万里功名上对千古风流，下启君王三百州，而大宋三百州此时已剩下不及一半了，完玉之业吾辈岂能以一己之得失而置之度外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