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仅三十三字的小令词。这首词采用神话传说故事作题材，描写刘、阮和仙女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表达了别后对佳人的深深思念之情。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曾宴，点明往事。桃源深洞，“舞凤”，即凤舞，为叶韵，乃倒用，言伊人如凤之舞。词中写刘晨、阮肇天台遇仙女故事，省去全部细节，只将初会和离别时最深的印象加以形象化的概括，高度精炼。清歌凤舞，风光何等旖旎！

　　“长记欲别时，和泪出门相送。”“长记”二字是关键，记忆中的情景是那么的美好，可这一切已如梦幻，永无再现之期。小词没有多少篇幅，不容铺叙，要求写得很精粹，所以“长记”以下几句对整个宴别的过程便撷取了送别这一高潮时的场面来写。“长记”二字，上接“曾宴”二字，“和泪出门相送”写送别之悲痛，这是实写，下面旋又转入虚写。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如梦！如梦！”诗有诗眼，词亦有词眼，这四个字实为本词之眼。如梦者，昔年之事如一场无凭的春梦，昔年之景只能在梦里再现，昔年之倡除非在梦里相逢。叠用两个“如梦”，显得更为惆怅，更为感伤。残月乃夜阑之景，落花烟重乃暮春之景，伤心人别有怀抱，才会有凄凉的感觉，更显萧瑟的气氛，言尽而意不尽。

　　这首小令，抒情细腻，婉丽多姿，辞语美，意境更美。词人描绘了曾和佳人在理想的世外桃源之地相聚时的情景，此为虚写梦中之景的美好，成为感情之流回旋奔涌而下之处，回忆如梦，因而显得特别含蕴丰富；梦醒时分，侧重于对眼前情景的刻画，眼前的半轮残月和簌簌坠落的花瓣，如烟一样的月色，给全词笼上了迷蒙孤寂的气氛，在这凄清的夜里，对她的思念绵绵不断，如此深沉。虚实两端互相补充，形成“以闲淡之景，寓浓丽之情”的特色，更显意味深长。

　　“零落的桂花花瓣，带着星星点点的露珠如同一颗颗玉珠从月亮边散落了下来。”多么美好的场景啊！仿佛如人间仙境一般的场景正是出自唐朝诗人皮日休的七言绝句《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此诗并不如其它描写中秋诗作一般凄凉，凋零，或是惆怅、哀绵。联系诗作背景便可得知诗人前一年高中进士，此时正在东游之中，也正是诗人意气风发之时，全诗便理所当然的轻松，毫无忧愁。诗中的一大部分是诗人的联想，并不现实，却也不让人觉得有空虚之意。巧妙的联想反而为“寂静”的诗作平添了几分“俏皮”，也可谓是恰到好处。

　　虽只描写了一幅“夜赏月桂图”，却让我们得知民俗——中秋必看月赏桂，这也是八月十五中秋节的重要活动，使得诗的节气扑面而来。

　　如此的好诗，读了心清气爽，也不禁对古人的中秋佳节浮想联翩。

　　此词的主题，是怀念合肥情侣。白石一生爱情的悲剧根源乃在于其爱情之始终无法如愿以偿与词人对爱情之始终忠贞不渝的强烈冲突；这是白石一生的高峰式情感体验之一。采用描绘仙女仙境的稀世唐乐《霓裳羽衣曲》谱写此词，实为其心灵之中所奉献出对爱情对爱人的一片馨香祷祝之至诚。

　　“亭皋正望极。”起笔便展开一高远之境界。其情之深，意之切，其所怀之遥其所念之远，尽收入极之一字。此句与晏殊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柳永之“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凤栖语》），吴文英之“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亭”（《莺啼序》），各尽其妙，然意境更空灵蕴藉。望极何所见，何所思？“乱落江莲归未得。”江莲指水乡之红莲，下片所写“坠红”即此。词人望极天涯，但见满目红莲，一片凋零而已。此暗喻所怀之人，已韶颜渐老，容光憔悴，而自己却当归不得归。难以言喻之隐痛，苍凉凄恻之情感，全融于归未得三字。上四字景，下三字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为何“归来得”？“多病却无气力。”此句一笔双关。既是暗示无力归去，亦是实写忧思成疾。“况纨扇渐疏，罗衣初索。”纨扇是细绢制成之团扇。前人常用夏去秋来纨扇收藏，比喻恩爱断绝。相传汉成帝时，班婕妤失宠，作《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载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文选》卷二七）罗衣指细绢缝之夏衣。索与疏互文见义，亦疏远义。词人在此只是克服眼前夏去秋来之时令变化，词境则暗转为室内。“流光过隙。”点明光阴飞逝，离别苦久。此句语出《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叹杏梁、双燕如客。”杏梁，屋梁之美称。语出司马相如《长门赋》：“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清秋燕子又将南飞，此杏梁双燕正如客子，何能久栖。不言客如双燕，反言双燕如客，造语新奇。

　　清真《满庭芳》“年年。如社燕，漂流瀚海，来寄修椽”，是正言之，白石则反言之各极其妙。再比较陶渊明《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是写人与鸟各得其所之乐，白石则写出人与燕同悲飘零如寄。并且双燕反衬自己孤独，由此直逼出歇拍。“人何在，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

　　上文欲吐还咽，层层蓄势，至此终于明明白白倾诉出怀人之主题，词情涌起高潮。伊人何在？想象一窗淡月，仿佛照见了她惨淡的容颜境界逼真，语意惨淡。此是上片之题眼。词句从杜甫《梦李白》“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化出。

　　杜诗姜词，皆一片精诚凝聚。这一想象中的幻境，不仅写出了所怀之人的深情高致，意态闲远，更暗示了自己对所怀之人的刻骨相思。语淡而意深。幻境恍惚，一霎而已。换头又跌回现实。“幽寂”二字挽尽离散孤独羁旅飘泊之悲感。“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蛩即蟋蟀。

　　庾信曾作《愁赋》，有“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之句。（见《海录碎事》卷九。今本庾集不载。）庾信由梁朝出使西魏被扣留，长期不得当，又曾作《哀江南赋》，抒发故国之思。此言壁下蟋蟀乱吟，使我愁绪如织。“沉思年少浪迹。笛里关山，柳下坊陌。”此三句直写出当年情事，乃反为“人何在”一节张本。白石那年三十二岁，年少浪迹正指二三十岁时漫游江淮，与合肥情侣相知相爱之情事。

　　笛里关山，语出杜甫《洗兵马》：“三年笛里关山月。”古横吹曲有《关山月》，关山一语双关，既指笛声、音乐，又指跋涉关山。柳下坊陌暗指合肥情遇。白石《凄凉犯》序云“合肥巷陌皆种柳”，可以印证。杜诗原是写战乱流浪，此则以柳下坊陌对笛里关山，极为刺眼。也许，白石合肥情遇本来就与那一乱离时代有关系。应知合肥当时乃是边城，正当淮河前线。“坠红无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此三句与“乱落江莲”前后照应。上句从杜甫《秋兴》“露冷莲房坠粉红”化出。漫，空也。暗水，语出杜甫《夜宴左氏庄》“暗水流花径。”涓涓，水缓缓流动貌。红莲坠落无声无息，随着一片碧水暗暗流淌而去。“坠红无信息”与前“乱落江莲”都是喻指所怀之人杳无音信，不知流落何处。“漫暗水，涓涓溜碧”则暗示年光流逝，想思日久，仍无法确知伊人消息。情人离散，四海茫茫，纵有鸿燕，可托何处？其间无限悲慨，都化于具体意象中。由此遂直推出结笔：“飘零久，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酒垆是安置酒瓮之土台子。

　　结笔用典，寄托幽微。《世说新语·任诞》：“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卧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词人实取此故事之精髓以寄托自己之情意。语意是：飘零离散久矣，当年醉卧酒垆侧之豪情逸兴，从此已无。喻说少年情遇之纯洁美好，亦表明此后更绝无他念矣。全幅词情至此掀起最高潮，爱情境界亦提升至超凡脱俗之圣境。以清空骚雅之笔写至情至爱，是此词特色之一。

　　整首词写景空灵，写情遥深，意象玲珑清彻，意境超旷深远，正如刘熙载所说：“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客，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艺概》）声情韵律高度配合情感高潮，是此词又一特色。两处高潮，声情亦最吃紧。“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九字连下七仄（除帘、颜二字）。“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九字连下五仄（除前三字及垆字）。尤其两结下句皆五字四仄声间一平声，声情极其拗峭。

　　总览全幅词体，则词韵用激越凄楚之入声字，乐调属“凄怆怨慕”之商调（《中原音韵》），对于词情亦无不高度配合。姜白石词多兼具情感、文采、声情、音乐全幅之美，此词是一典范。

　　词的上阕写京城内外初春的美好景色。开篇两句先点出春天来到了京城。“东郊向晓星杓亚”，北斗星星柄低垂，是初春时的星象，但一句“报帝里、春来也”，却使得这一自然现象仿佛有了生命，它在告诉京城中的人们：春天来了。句中语气词“也”，用得十分精到，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气。以下四句转入写景，抓住富有季节特征的春柳和春花，描绘京城初春的美丽。在词人的笔下，“柳抬烟眼”，“花匀露脸”，清晨，柳树在蒙蒙的雾气中张开芽眼，美丽的花朵以露水匀脸。这两句拟人化的描写犹如一组特写镜头，极逼真地描绘出了一幅初春晨景图，美得令人心醉。接下来一句中的“渐”字，表时间的推移，实则暗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升起了，雾气散去了，这时候再看一看春柳、春花，更觉绿得娇媚，红得艳丽。绿柳红花“妆点层台芳榭”，将层层台榭装点得更加美丽。面对如此美好的景致，词人不由发出了“运神功、丹青无价”的感叹。此句由景及情，赞美了大自然以其神奇的功力在大地上创造了犹如图面一样美丽的春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诚然，这首词上阕的写景绝不是单纯只为了描写春景，而是为下阕中人物的出场创造一种美好的景物氛围，而是为借以传达人物内心的喜悦之情。

　　词的下阕写新进士宴游场面。过片以“别有”二字开端，使词作很自然地过渡至下阕，也使上下阕的感情融成一片。在美丽如画的初春景色中，“新郎君”们出场了，他们骑在马上，整齐地排成一行，个个风度俊美，气宇轩昂，就像画中人一样。词写至此，人美景美，相得益彰。“杏园风细”三句，又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写汴京琼林苑内微风习习，河水猛涨，仿佛在为这些人高中进士而欢喜。而喜得功名的新进士们，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遍九陌、相将游冶。骤香尘、宝鞍骄马”。出了琼林苑后，又结伴在京城内策马奔驰，各处游玩，所到之处扬起了阵阵香尘。词的下片把登第者的得意情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以初春气象写心中喜气，颇能传神。整首词又宛如一幅画面极生动的新进士宴游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此词确系写于柳永进士及第之年，那么，这时的柳永，早已不是一个春风得意的翩翩美少年。透过此词光华绚烂的外表，似乎又可以品味到历经二十余年的科考生涯，那隐藏于作者内心深处的苦涩。如果再联系柳永中进士后那惨淡的仕途，则此词中的欢乐就显得更为可悲而可叹了。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