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
此诗起四句直写当前气候，说在阴历五月的一天早晨，吹起南风，不快不慢，飘动着诗人的衣服。风是夏天“清朝”中的“南颸”，飘衣送凉，气象是清爽的。接着两句，不交代转变过程，便紧接着写“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由晴到雨，似颇突然。以上六句是面的总写，一般叙述，不多描绘。
“流目”四句，由面移到一个点。先写诗人在清风微雨中，转眼观看西园，见园中紫葵生长得“晔晔”繁荣，虽作集中，亦只叙述。上文的叙事写景，直贯到此；而对着紫葵，忽产生一种感慨：“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慨也来得突然，但内容还属一般，属于人们对事物常有的盛衰之感。这里转为抒情。下面两句：“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承前两句，抒情又由点到面，同时由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转到对自身的表白，扩大一步，提高一步，句法同样有点突然，而内容却不一般了。陶渊明本是有志于济世的人，被迫过隐居生活，从紫葵的荣晔易衰而联想自己不能及时发挥壮志，建立功业，这种触动内心痛处的感受，本来也是自然的，不妨明白直说，可诗中偏不说出“愿及时”愿的是什么，“靡所挥”挥的是什么，而是留给读者自行领会。
上文各以六句成片，结尾以四句成片。这四句由思想上的“恨”转到写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在困难中不可抑制的更强烈的思想活动。“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等到秋天庄稼收成，有粮食不继的迫切问题。处境如此，还有上文的为外物而感慨，为壮志而感伤的闲情，在常人眼中，已未免迂疏可笑；而况下文所写，还有“不可淹（抑遏）”的“逸想”和什么“猖狂”的情感或行动，冷静一想，也未免自觉“可悲”了。有了“悠悠”两句，则上下文的思想感情，都变成出于常情之外，那末作者之非常人也就不言可喻了。把“不常”写得似乎可笑可悲，实际上是无意中反映了他的可钦可敬。
这首诗在陶诗中是写得较平凡的，朴质无华，它的转接突然的地方，也表现它的“放”和“直”，即放手抒写，直截不费结撰。但也有它的含蓄，有它的似拙而实高，它的奇特过人，即不露痕迹地表现作者襟怀的开阔和高远。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处境，“猖狂”的来龙去脉，也就有迹可寻，即是对于黑暗、险恶的政局和自身抱负莫展的愤激。把这些诗句都作赋体看，诗中表现出诗人的政治热肠和人生态度，表现出他高出常人的地方，即在艰难的生活中不忘济世。诗写得很随便，却有深远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