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蕡是一个勇于直言，刚正不阿，绝不趋炎附势的忠良，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很有政治主张。在中唐大和二年（公元82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刘蕡秉笔直书，痛斥宦官专权，建议皇帝诛杀干涉朝政的宦官。考官虽然赞善刘蕡的才华，但是迫于宦官集团的权势，不敢录用他。所以刘蕡一生怀才不遇。官职只做到了秘书郎，最后还是被宦官诬陷，惨遭贬谪，客死异乡。
毛泽东在读到《新唐书·刘蕡传》时，很赞赏刘蕡犀利俊逸的文风，旁批“起特奇”。因此，毛泽东在这首诗中赞扬刘蕡主张正义，敢于向黑暗势力挑战的斗争精神，抨击宦官专权的黑暗统治。
“千载长天起大云”，首句劈空而来，是起兴。因为起得突兀，也可以说是“起特奇”。古谚云：“云从龙，风从虎。”这一句的关键词是“起大云”，有点刘邦《大风歌》首句“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意思，是写天人感应。“大风起兮云飞扬”，是对“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感应。“千载长天起大云”，则是对“万马齐喑叫一声”的感应——这首诗首尾呼应，是一气贯注的。联想到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引用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诗，那首诗的开头两句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那么，“千载长天起大云”还有一重意思，就是出现了风雷、出现了生气，沉闷的空气被打破了。出现风雷、出现生气，又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人！
“中唐俊伟有刘蕡”，次句对上句为承接。然而，如果把这两句掉个个儿读呢——“中唐俊伟有刘蕡，千载长天起大云”，前因后果，是不是更顺呢？顺则顺矣，却平了许多，觉得没劲。用书面语说，就是缺乏艺术张力。可见诗句的倒装有时是必须的。
全诗的一二句气势磅礴，力度恢弘，盛赞中国历史长河中有诸多像刘蕡这样的“大云”，豪杰、斗士形象高大，令人敬仰和佩服。
“孤鸿铩羽悲鸣镝”，第三句是一转。刘蕡的遭遇是一个悲剧。按鲁迅的定义，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据唐人笔记记载：“刘蕡，杨嗣复门生也。对策以直言忤时，中官尤所妒忌。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疯）汉耶？’嗣复惧而答曰：‘嗣复昔与刘蕡及第时，犹未风耳。’”（佚名《玉泉子》）又据史传记载，刘蕡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对策呈上后，三位考官叹服嗟叹，以为汉之晁（错）、董（仲舒）无以过也。当年登科者共二十二人，因为宦官当道，考官叹服归叹服，却不敢录取刘蕡。从这两件事，可以想见当时朝官对宦官怕成什么样子。用“万马齐喑”来形容当时的政治局面，真不为过。总之，诗中用“孤鸿”来形容刘蕡孤立无援的处境，是恰当的；用“铩羽”来形容他的结局，是形象的；用“鸣镝”来象征宦官对刘蕡迫害的凶残，是生动的。
“万马齐喑叫一声”，末句回应首句，是合。悲剧美往往能提升到崇高美，崇高体现在何处呢？质言之，就是它表现了人的自尊意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为玉碎，不愿瓦全。这一句就表达了类似的抗争精神。三四两句的关系，仍有逆折的关系。如倒过来，作“万马齐喑叫一声，孤鸿铩羽悲鸣镝”，且不管韵字的平仄，虽然更觉可悲，悲剧美反而消失了。因为七绝的末句，乃是诗人的强调所在。强调“万马齐喑叫一声”（“叫一声”喻指刘蕡冒死攻讦宦官），突出人的抗争精神，才能彰显悲剧美，彰显崇高美。“一声”，与“万马齐喑”在量上形成极大反差。然而，正是这种反差，才凸显了那“一声”的可贵——因为它打破了沉寂，因为它叫出了生气。《史记·商君列传》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谔谔，直言争辩的样子），就是这个道理。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这首诗在艺术上之富于张力，逆折的手法起了不小的作用。
全诗的三四句描述了刘蕡在封建统治的环境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对刘蕡的深切同情和对宦官的切齿痛恨，对刘蕡在“万马齐喑”的沉闷境遇里敢于挺身而出，孤军奋战，大叫一声痛斥宦官的专横，表示由衷的敬慕和赞赏。“万马齐喑”借用清朝诗人龚自珍的名句。
《侠客行》这首古风抒发了作者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李白在诗中是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
前八句描绘赵地侠客的形象与行为。诗人李白以夸张的笔墨，从游侠的服饰开始写：“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仅二十个字，仿佛全是写物而不写人，但侠客的气势、风貌，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了。“缦胡”的“缨”，“霜雪明”的”吴钩”，“飒沓如流星”的“白马”这些当时流行的任侠服饰，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流露出主人豪纵、慷慨之气，把物都写活了。乱发突鬓，身佩弯刀，白马银鞍，扬鞭疾骋，这是一幅粗犷英武的侠客肖像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用《庄子》典故，夸剑之锋利，诗未言杀何等样人，不过所谓侠客，总是杀不义之人，为人报仇之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是侠客解人之难不求回报的节操。这几句高度概括了侠客排忧解难、不图名利、尚义气、重承诺的高尚人格。
在渲染侠客精神后，“闲过”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将侠客与战国时期信陵君这样的“明主”联系起来。李白正是想结识像信陵君这样的明主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
接着十二句写信陵君救赵用两位侠客的故事。写信陵君款待侯嬴和朱亥，两位侠客为信陵君的大义和感情所感动，意气慷慨激昂如白虹贯日，许下比五岳还重的诺言。赞扬朱亥挥锤击杀晋鄙而震惊赵国，虽然侯嬴和朱亥都死去，但在魏都留下盛大声名，侠骨传香，不愧为当世英雄。
诗人不仅在热烈地颂唱侯嬴和朱亥“二壮士”，同时也对校书天禄阁草《太玄经》的扬雄辈，无情地加以蔑视：“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末二句以扬雄反衬侠客精神的崇高和伟大。
李白《侠客行》一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由于诗人就是尚任侠的，所以此诗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诗人的豪情壮志在诗中表现无遗。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的开首两句写楼。说“平临云鸟”，则楼之高峻可知；说“八窗秋”，则天旷气清、四望无际的情景可见。次句“壮压西川四十州”，着一“壮”字，点明筹边楼据西川首府形胜之地。两句不但写得气象雄浑，而且连李德裕当时建楼的用意，诗人百端交集的今昔之感，也都包含其中。后两句寓严正谴责于沉痛慨叹之中，便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意思是说，由于将军们的目光短浅，贪婪掠夺，召来了与羌族的战争，而他们又没有抗御的能力，以至连这西川的首府成都，都遭受战争的威胁。
诗以“最高层处见边头”作结，这“高”，这“见”，和首句的“平临云鸟”遥相呼应；而“见边头”，则和次句的“壮压西川”是个鲜明的对照。意思是这座巍然耸立的高楼，它曾经是全蜀政治军事的心脏，成为西川制高点的象征；而此时时过境迁，登楼便能看到边地的烽火了。通过这样的对照，西川地区今昔形势的变化，朝廷用人的得失，都从这座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建筑物集中地表现了出来；而诗人感时伤事、忧深思远的心情，亦即杜甫所说“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还仗出群才”（《诸将》）之意，也就深情若诉了。再从句法上来看，“诸将”句陡然一转，与上文跳脱开来，而末句又一笔兜了回来，仍然归结到筹边楼，说的仍然是登楼眺览，真是硬语盘空，力透纸背。
此诗前两句写景，气象万千；后两句叙事，说明时移势异。诗人的沉痛感受与前两句的壮伟大不相同，在前后对比描写之中，充分显示出女诗人心系国势盛衰的宏深器识和忧国忧民的生动形象。在一首短短的七言绝句里，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阖，有含蓄顿挫，在中唐诗中并不多见。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