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重阳节，人们都要怀念远出在外的游子，异地做客的游子也思念家乡的父老兄弟。中国古代诗人也屡屡在诗中表达重阳节思亲的情怀。如杜甫《九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是脍炙人口之作。而汪元量由重阳节感发的就不仅仅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更为深情的，是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小令分上下片。上片主要是对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气氛的渲染。开头：“官舍悄，坐到月西斜。”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而作者心绪如麻，不能成寐，面对一弯明月沉思默想，一直到月沉西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汪元量举头望月的所思所想就不仅仅是故乡，而要广泛、深沉得多。“永夜角声悲自语，客心愁破正思家”。这两句紧承上面，进一步表达一种悲痛的情怀。长夜漫漫，角声时起，给人一种绝域苍茫的肃杀气氛，在这阴森恐怖的陌生之地，作者只有悲愤地喃喃自语，聊以排遣内心的痛苦于万一。这种悲痛的来源就是对“家”的无限思念。这个“家”主要是指已经沦丧于蒙古铁蹄之下的南宋王朝，一个大“家”，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自己的小“家”。“南北各天涯”。从南宋临安到元大都，重山叠水，遥距数千里，真可谓天各一方。即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怀念，正是在这样的近乎绝望的境地中，才显得更加悲壮，更加沉重。
词入下片，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思念，由抽象的情绪变为具象的行为。“肠断裂，搔首一长嗟。”作者虽有回天之愿，却无回天之力。作者思念国家、以至肝肠寸断，却只能以搔首长叹作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这只是一种忧心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这两句涉及到了作者思家的具体内容。作者想到，往年南宋宫中那些拥金枕玉的美女们，在重阳节总是开怀畅饮，醉赏菊花，尽情欢笑。而今国破家亡，她们就不能象往年那样了。即使她们陪着征服者饮酒赏花，强颜欢笑，但由于物是人非，她们的心情也一定是十分痛苦的。末句“和泪捻琵琶”再次把内在感情化为具体行动。悲愤交集，热泪长流，但又不能跃马扬鞭，奋战沙场，只能捻动琵琶。弹上一曲曲悲歌。在这如泣如诉的琵琶曲中，会有多少作者不敢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后人在评价汪元量的诗词时说：“唐之事记于草堂，后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又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确实，汪元量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沉痛感，比之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南宋灭亡这段历史，比起安史之乱来更为沉痛。
这首词汪刻本有副题《对月》。从词中所抒写之情景看确是一首对月伤怀、凄凉幽怨之作。
词的上阕从“一种蛾眉”写起，一语双关，既是言月，也是言人。从月解，蛾眉，自然指蛾眉月。“下弦不似初弦好”说的是下弦月不若上弦月出现在满月之前，它出现在满月之后，故而残缺，虽同是蛾眉，却是寄了无限的哀伤；另下弦夜半后现，自是词人伤心难寐，辗转反侧思念旧人的时分，从人解，此处便是说那下垂的眉毛不如上弯的眉毛好，即愁苦之时的眉毛不如欢乐时的好，意思是说此时的离怀愁绪不如欢聚之快乐。而此处下弦也所暗指词人续娶的妻子官氏，初弦则暗指死去的卢氏，体现词人对官氏的不满和对卢氏的痛惜与怀念。词人如此作法，可谓婉曲而哀怨。“庾郎未老，何事伤心早。”庾信因《伤心赋》而著名，而词人二十三丧妻，此处以庾信自比，感慨自己虽未老去，却过早的伤心了。故自问“何事伤心早。”
词的下阕转以景语出之，化情思为景句，又含蕴要眇之至。“素壁斜辉，竹影横窗扫”这一句采用了白描的手法，物象并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却带出了深长而清淡的意境：冷冷清辉，清清素壁，窗前竹影横斜，深浅摇曳，似人有无尽心事。纳兰性德似乎一辈子都为心爱之人委婉缱绻，“空房悄”便是词人对死去的妻子卢氏的追思了。“乌啼欲晓，又下西楼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听乌啼，看残月西沉，空对素壁，孑然影吊。想蛾眉何在，下弦月残独凭吊，自然不如上弦月时，共剪窗烛罢。然而房空人去，只有独自叹息了。此句应为通篇词眼，流露出词人的满怀愁绪。
这首词先是采用了联想和比喻两种艺术手法，用“蛾眉”、“下弦”、“初弦”等形象隐喻所思之人的情貌，清新而婉曲地表达了词人对所思之人的爱慕和怜惜。又自比古人，用庾信点出自己的哀痛和思念。而后以景语出之，化情思为景句，又含蕴要眇之至。结尾处又用“空房”、‘乌啼“、”又下西楼“等凄婉意象，表达了词人内心的寂寥与幽怨。
同时该词的特点是短小而精致深长，言辞清淡而意蕴深远，这表现为词人所用的意象都是冷色调意象，带出的意境清素而凄婉，渲染的氛围凄清冷寂，处处点化出词人的思乡怀人之愁。
这首词通过景物描写，抒发作者的惜春情怀。上片写暮春季节，燕子穿阁，杨花飘落，而春醪味薄，难解闲愁。下片写桃杏凋残，绿野草长。晚来风急，又不知花落多少。
全词含蓄细腻地表达了作者惜春伤春之情。宛转柔媚，新颖别致
开头四句语言颇艰涩费解。第一句，“羁心”指一个被迫远游为宦的人满肚皮不情愿的心情。这句意思说在秋天的早晨自己郁积着一种不愉快的羁旅者的心情。接下来第二句说，既然一清早心情就不愉快，那么爽性尽情地眺览沿途的景物吧。第三、四两句似互文见义，实略有差别。“逝湍”指湍急而流逝的江水，则“孤客”当为舟行之客；而“徒旅”虽与“孤客”为对文，乃指徒步行走的人，则当为陆行之客，故下接“苦奔峭”三字。夫舟行于逝湍之中，自然提心吊胆；但其中也暗用“逝川”的典故。《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知此句的“伤”字义含双关，既伤江上行舟之艰险，又伤岁月流逝之匆遽，与下文“遭物悼迁斥”句正相呼应。第四句，江岸为水势冲激，时有崩颓之处，徒步旅行的人走在这样的路上自然感到很苦。不过从上下文观之，这句毕竟是陪衬，重点还在“伤逝湍”的“孤客”，也就是作者本人。所以“孤客”、“徒旅”是以个别与一般相对举，似泛指而并非全是泛指。
第二节的四句全是景语。这中间也有跳跃。开头明写秋晨，下文却来写“秋晚”，而用“日落山照曜”一句来代表。这种浓缩的手法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之一，而谢灵运的诗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但是缓是急，仍须研究。汉武帝《瓠子歌》（见《史记·河渠书》引）：“河汤汤兮激潺谖。”可见当训水流急貌。何况“石浅”则水势自急，必非缓流可知。此四句“石浅”句写水，写动态，“日落”句写山，写静态；水为近景，色泽清而浅；山为远景，色泽明而丽。“荒林”句写目之所见，“哀禽”句写耳之所闻。全诗景语，仅此四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照理讲它们并非主要内容。只是若把这四句删掉，此诗即无诗味可言。可见情由景生，原是写诗要诀。
第三节从写景转入抒情，却兼有议论。“迁斥”有两层意思，一是主观上指自己被出为郡守，无异于受迁谪和贬斥，二是客观上感到节序迁改推移，时不待人。这二者都是值得伤悼的。但只要存有希望，就可以领悟精微玄妙的道理，不致因外来的干扰影响自己的情绪了。然而这种悟道的境界，只有太古时代的圣君贤哲才能心领神会，处于衰乱末代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作者说，“我既已持有上古时代的圣贤的一颗心，哪里还在乎当今世人的讥诮呢！”从这里，看得出作者同刘宋王朝的统治阶级是互相对立的，这是豪门世族与军阀新贵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最后矛盾激化，谢灵运终于以谋反罪被杀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最后一节，作者借古人以明志。“严子”和“任公”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古人。严光是避世的隐者，而任公则象征着具有经世大才的非凡之辈。作者意思说自己纵有经天纬地之才，由于不合时宜，宁可做个隐士。结尾两句，作者明确表示：即使不同时代的人也可以志趣相投，步调一致。言外隐指：本人知音寥落，当世的人对自己并不了解。从而可以推断，上文作者所伤悼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了。
唐代诗中有画之作为数甚多，而这首小诗别具风味。恰如刘熙载所说：“画出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善书者必争此一笔。”（《艺概·书概》）此诗题旨在一“望”字，而望中之景只于结处点出。诗中所争在此一笔，余笔无不服务于此。
诗中提到雨霁，可见作者登山前先于溪上值雨。首句虽从天已放晴时写起，却饶有雨后之意。那山顶佛寺（精舍）的钟声竟能清晰地达于溪上，俾人“遥闻”，与雨浥尘埃、空气澄清大有关系。未写登山，先就溪上闻钟，点出“柏林寺”，同时又逗起舟中人登山之想（“遥听钟声恋翠微”）。这不是诗的主笔，但它是有所“拱向”（引起登眺事）的。
精舍钟声的诱惑，使诗人泊舟登岸而行。曲曲的山间小路（微径）缓缓地导引他向密密的松柏（次句中只说“松”，而从寺名可知有“柏”）林里穿行，一步步靠近山顶。“空山新雨后”，四处弥漫着松叶柏子的清香，使人感到清爽。深林中，横柯交蔽，不免暗昧。有此暗昧，才有后来“度”尽“深松”，分外眼明的快意。所以次句也是“拱向”题旨的妙笔。
“度”字已暗示穷尽“深松”，而达于精舍──“柏林寺”。行人眼前豁然开朗。迎入眼帘的首先是霁后如洗的“青山”。前两句不曾有一个着色字，此时“青”字突现，便使人眼明。继而吸引住视线的是天宇中飘飖的云朵。“霁后云犹在”，但这已不是浓郁的乌云，而是轻柔明快的白云，登览者怡悦的心情可知。此句由山带出云，又是为下句进而由云衬托西南诸峰作了一笔铺垫。
三句写山，着意于山色（青），是就一带山脉而言；而末句集中刻划几个山头，着眼于山形，给人以异峰突起的感觉。峰数至于“四五”，则有错落参差之致。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峥嵘的山峰犹如“画出”。不用“衬”字而用“画”字，别有情趣。言“衬”，则表明峰之固有，平平无奇；说“画”，则似言峰之本无，却由造物以云为毫、蘸霖作墨、以天为纸即兴“画出”，其色泽鲜润，犹有刚脱笔砚之感。这就不但写出峰的美妙，而且传出“望”者的惊奇与愉悦。
这才是全诗点睛之笔。只有经过从溪口穿深林一番幽行之后，这里的画面才见得特别精彩；只有经过登攀途中的一番情绪酝酿，这里的发现才令人尤为愉快。因而这里的“点睛”，有赖前三句的“画龙”。用刘熙载的话说，那就是，诗人“争”得这一笔的成功，与“余笔”的配合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