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诗的前半在写景中抒情。首联从扣题入手，绘出一幅孤城风雨图：长江边上贵池孤城，恰逢瑟瑟秋风夹着如烟秋雨，绵绵濛濛下了三日，我无奈滞留小城，集市也因为淫雨而失去了往日车水马龙、街市繁荣的景象，小市人家只能避雨在家以淡饭素菜充饥度日。诗人信手拈来，不假藻饰，富有孤城风雨图的诗情画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质朴恬静的小城生活的喜爱。这里纯为写景，但内心情意已曲曲传出。
颔联触物起兴，诗人放眼四顾，无意中有一些景物触动了他的情怀，于闲适宁静中见出内心的波澜。那浩浩江水流向远方，迤逦的山岭，看上去像一双属玉鸟。司马相如《上林赋》说：“鸿鹔鹄鸨，鴽鹅属玉。以上是远眺。近观则是：“身闲心苦一舂锄。”舂锄即白鹭，这种鸟满身雪白，给人以清高闲雅的印象，但诗人却感到它身虽闲而心实苦。这个“苦”字实际是诗人触景生情，而又将情感投射于外物的结果，这里意象中含有兴起，赋中含有比喻，表面写白鹭，而实际则是诗人的自喻。当时黄庭坚面临种种矛盾。他志大才高，但现实政治又使他失望，他只是个闲散无权的学官，只能自叹“少日心期转谬悠，蛾眉见妒且障羞”（《次韵答柳通臾求田问舍之诗》），“蚤年学屠龙，适用固疏阔，广文困齑盐，烹茶对秋月”（《林为之送笔欢赠》）。他不愿屈身事人，渴望归田，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折腰为官，所谓“尝尽身百忧，讫无田二顷”（《次韵寄润父》），“斑斑吾亲发，弟妹逼婚嫁，无以供甘旨，何缘敢闲暇？”（《宿山家效孟浩然》）都道出了内心的苦闷。但诗在这里只点到即止，给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余地。
诗的后半在记叙中抒情。颔联以物为比兴，颈联则是以人起兴。渔翁刚从屋舍来水边收网，这一极偶然的景象却触动了诗人对世事的感慨。他由网而联想到鱼，于是反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成语（《汉书·董仲舒传》），表达了不求仕进、自甘淡泊的心境。这一造语也是一种巧思。反用典故成语，古人称为翻案法，如杨万里说：“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诚斋诗话》）《艺苑雌黄》说：“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这种手法受到禅宗的影响，禅宗推重翻却成案，更进一解的睿智，如六祖惠能的著名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惠能对神秀以树、镜来比喻心的偈语的翻案。黄庭坚此联从生活琐事中激发联想，闪耀出思想的火花，类似禅宗的机锋，于寻常事物中获得妙悟。
诗以达道之言作结，表现出超迈脱俗的胸襟。“俯仰之间已陈迹”化用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成句：“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逸少的本意是感叹人生短暂，不觉悲从中来。黄庭坚虽用其字面，其意却相反：世事瞬息万变，面对无常的人生，还是退出争名逐利之场，到书中去寻找乐趣。这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功名富贵两蜗角，险阻艰难一酒杯。百体观来身是幻，万夫争处首先回。胸中元有不病者，记得陶潜归去来”（《喜太守毕朝散致政》）。
此诗是作者触景物即兴而作，写景淡雅风致，用语清新奇峭，用典翻出新意，在平常事物中予以名理，将古诗气脉运用于律诗，一洗刻镂饾饤，留下了自然古雅的本色。
此诗以时令即景起兴，蕴含深沉复杂的感慨。秋日黄昏，天高地远，沈千运返还气候已寒的深山，走向清苦的隐逸的归宿。知友分别，不免情伤，而诗人却坦诚地表示对沈的志趣充分理解和尊重。所以接着用含蓄巧妙、多种多样的手法予以比较描述。
在封建时代，仕途通达者往往也到老大致仕退隐，那是一种富贵荣禄后称心自在的享乐生活。沈千运仕途穷塞而老大归隐，则别是一番意趣了。诗人赞赏他是懂得了人生一世的情事，能够把俗士视为畏途的深山隐居生活，怡适自如，习以为常。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曾把深山隐居描写得相当可怕：“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茏葱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层波。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以为那是不可久留的。而沈千运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游息，无所不到，显得十分自在。山石流泉淙淙作响，恰同风吹雨降一般，是大自然悦耳的清音；桂花缤纷，松子满地，是山里寻常景象，显出大自然令人心醉的生气。这正是世俗之士不能理解的情趣和境界，而为“遁世无闷”的隐士所乐于久留的归宿。
深山隐居，确实清贫而孤独。然而诗人风趣地一转，将沈比美于汉代真隐士韩康，调侃地说，在山里采药，既可卖钱，不愁穷困，又能服食滋补，延年益寿。言外之意，深山隐逸却也自有得益。而且在远避尘嚣的深山，又可自怀怡悦，以白云为友，相邀共饮；有明月作伴，到处可眠。可谓尽得隐逸风流之致，根本不会有孤独之感。
最后，诗人出奇地用身、魂在梦中夜谈的想象，形容沈的隐逸已臻化境。这里用了《世说新语·品藻》中东晋名士殷浩的典故。较之名士的“我与我周旋”，沈独居深山，隔绝人事，于世无名，才是真正的毫无竞心。他只在睡梦中跟自己的灵魂反复交谈自己觉醒时的行为。诗人用这样浪漫的想象，暗寓比托，以结束全诗，正是含蓄地表明，沈的隐逸是志行一致的，远非那些言行不一的名士可比。
综上可见，由于诗旨在赞美沈的清贫高尚、可敬可贵的隐逸道路，因此对送别事只一笔带过，主要着力于描写沈的志趣、环境、生计、日常生活情景，同时在描写中寓以古今世俗、真假隐士的种种比较，从而完整、突出地表现出沈的真隐士的形象。诗的情调浪漫洒脱，富有生活气息。加之采用与内容相适宜的七言古体形式，不受拘束，表达自如，转韵自由，语言明快流畅，声调悠扬和谐。它取事用比，多以暗喻溶化于描写隐居生活的美妙情景之中，天衣无缝，使比兴形象鲜明，而又意蕴深厚，神韵维妙，呈现着一种饱满协调的艺术美感。大概由于这样的艺术特点，因而这诗尤为神韵派所推崇。
这首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曲中主要叙述了刘姥姥救贾巧姐出火坑的事情，表达了作者规劝人们济困扶穷的思想观念，警示人们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在这首曲子中，作者用一种庆幸的笔调反复咏叹“留余庆”，借题发挥，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全曲借由巧姐口吻叙述，用语平白直接，含有讽刺意味。
“济困扶穷”与“爱银钱忘骨肉”是强烈的对照。从巧姐的遭遇中看到，“济困扶穷”只能存在刘姥姥这样的劳动者阶层之中；而封建地主阶级，在其覆灭前的挣扎中连骨肉亲情也早已“忘”得一千二净，从而暴露出他们“奸”与“狠”的真面目来。
曲子把王熙凤偶济刘氏，说成是她能“留余庆”，“积得阴功”，那是作者的阶级偏见。曲子还宣扬因果报应，说“乘除加减”，即所谓或增或损，或赏或罚，都是“上有苍穹”一全由老天爷安排决定。这些都是应该批判剔除的封建糟粕。
此曲假托历经家败人亡、又流落烟花巷、最后幸遇曾受恩于贾府的刘姥姥赎救而得脱离苦海的巧姐口吻而直抒劝世行善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