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民间歌谣，有很多用重章叠句的形式，但像《芣苢》这篇重叠得如此厉害却也是绝无仅有的。先以第一章为例：“采采”二字，以《诗经》各篇的情况而论，可以解释为“采而又采”，亦可解释为“各种各样”。有人觉得用前一种解释重复过甚，故取第二种。然而说车前草是“各种各样”的，也不合道理，应该还是“采而又采”。到了第二句，“薄言”是无意义的语助词，“采之”在意义上与前句无大变化。第三句重复第一句，第四句又重复第二句，只改动一个字。所以整个第一章，其实只说了两句话：采芣苢，采到了。这还罢了，第二章、第三章竟仍是第一章的重复，只改动每章第二、四句中的动词。也就是说，全诗三章十二句，只有六个动词——采、有、掇、捋、袺、襭——是不断变化的，其余全是重叠，这确实是很特别的。
这是一曲劳动的欢歌，是当时人们采芣苢（一说即车前草，一说为薏苡）时所唱的歌谣。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全是重章叠句，仅仅只变换了少数几个动词，其余一概不变，反复地表达劳动的过程，劳动成果的由少至多也就表达出来，充满了劳动的欢欣，洋溢着劳动的热情。
但这种看起来很单调的重叠，却又有它特殊的效果。在不断重叠中，产生了简单明快、往复回环的音乐感。同时，在六个动词的变化中，又表现了越采越多直到满载而归的过程。诗中完全没有写采芣苢的人，令人读起来却能够明白地感受到她们欢快的心情——情绪就在诗歌的音乐节奏中传达出来。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这话虽说想像的成分多了些，体会还是很准确的。这种至为简单的文辞复沓的歌谣，确是合适于许多人在一起唱；一个人单独地唱，会觉得味道不对。袁枚曾经嘲笑地说：“三百篇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之类，均非后人所当效法。今人附会圣经，极力赞叹。章斋戏仿云：‘点点蜡烛，薄言点之。剪剪蜡烛，薄言剪之。’闻者绝倒。”（《随园诗话》）说《诗经》不宜盲目效仿，当然不错，但他所取的例子，实为不伦不类。一群人在野外采芣苢，兴高采烈，采而又采，是自然的事情，诗歌可以把这欢快表达出来。而一个人在那里把蜡烛芯剪了又剪，还唱着“剪剪蜡烛，薄言剪之”，除了精神病，也没有别的解释了。这完全是文人制造出来的滑稽，并非《芣苢》不值得赞叹或绝对不可以效仿。
关于当时人们采芣苢的用处的问题，毛传说此草“宜怀任（妊）”即可以疗治不孕；又一种说法，是认为此草可以疗治麻风一类的恶疾。这两种说法在中医学上都没有根据。现 在中医以此草入药，是认为它有清热明目和止咳的功能，草籽据说可治高血压。这还罢了，也可以勉强地说，《诗经》时代的人是相信车前草是可以治疗不孕或麻风的。但即便如此，这诗仍然有不可理解之处：不孕或者家里人生了麻风，都是极苦恼的事情，不可能有一大群人为此而兴高采烈地一边采车前一边唱着歌的道理。拿方玉润所推想的情景来看这样的解释，尤其觉得不对劲。
所以应该给《芣苢》以另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清代学者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所说的一句话：“野人亦煮啖之。”此“野人”是指乡野的穷人。可见到了清代，还有穷人以此为食物的。在朝鲜族（包括中国境内和朝鲜半岛上的），以车前草为食物是普遍的习俗。春天采了它的嫩叶，用开水烫过，煮成汤，味极鲜美。朝鲜族是受汉族古代习俗影响极大的民族，朝语至今保存了很多古汉语的读音。可以推想，中国古代民间也曾普遍以车前草为食物，只是到了后来，这种习俗渐渐衰退，只在郝懿行所说的“野人”中偶一见之，但在朝鲜族中，却仍旧很普遍。
以此释《芣苢》诗，就觉得容易理解了。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月戴荠花，桃李羞繁华。”荠菜花实在说不上好看，只因荠菜是江南人所喜爱的野菜，对于穷苦人更是天之恩惠，故人们连它的花儿也生了偏爱。车前草较荠菜更为平常易得，想必很多年前，它更受老百姓的喜爱。如方玉润之说，想必每到春天，就有成群的妇女，在那平原旷野之上，风和日丽之中，欢欢喜喜地采着它的嫩叶，一边唱着那“采采芣苢”的歌儿。那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情景。生活虽是艰难的事情，却总有许多快乐在这艰难之中。
诗的前四句追叙诗人与柳亚子的三次交往。表达了对柳亚子等倾向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后四句对柳亚子的牢骚提出开导规劝，并表示殷切的期望。
首联两句回忆同柳亚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相见，表明彼此并非初交。
颔联点到正题，对柳亚子说明读到他的诗了，也仍然是忆旧。只是首联是回忆两人的交往，颔联是回忆自己的行踪。联系起来看说明在革命战火斗争的烽火中，朋友聚散之不定，相逢之不易。 但在31年后重到北京的时候，朋友又相见了，而且得到了对方的诗篇。柳亚子原诗里“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对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写这些表明他对革命有功，而认为党和国家遗忘了他的贡献。毛泽东在诗中同他做一番叙旧，就暗示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过去同情革命、赞助革命的经历。
颈联是全诗的主旨，是针对柳亚子来诗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进行正面的批评和规劝。诗人说，应该放开眼界，从远处，大处着眼，也就是从未来从全局着眼，胸襟开阔，保持健康的心态。
尾联劝柳亚子留在北京，不要回家，实际上是劝他不要消极隐居遁世，并且安排柳亚子居住到颐和园，就在昆明湖边，使他认识到党对他是照顾周到，优待有加的。
这首诗是老朋友之间的私人唱和之作。毛泽东的和诗针对原诗作者柳亚子牢骚愈盛而身体愈下的状况，借唱和的方式叙旧谈心，进行坦诚恳切的开导规劝，表达了对挚友的一片爱护之情。此诗清纯和雅，语言温婉秀润，情意绵长，看似清淡，味之弥甘，很有启悟和感化力量。
全诗有意淡化了二人间三次交往的政治内容，而强调友人间的文化层面，从而使这首诗带有较浓的人情味，深深体现了诗人的宽广胸怀。
这首诗的前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坚实有力，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是流传较广的名句。作者没有多用笔墨去铺叙事情的原委，一开始就用哲理性的诗句，雄辩地提出那种“无情”之辈未必是真正的豪杰，而“怜子”者倒完全可以是大丈夫。诗句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抽象地玩弄“有情”、“无情”的论客，严正指出，以“无情”自嘘的人并不就是英雄，用攻击别人的“怜子”，以显示自己的“无情”更是卑鄙可笑。在鲁迅看来，是否英雄，不在于它是否怜子，而在于他对敌人是否无情。诗句，先用一个“未必”，否定了“无情”论者，又用一个“如何”，诘问攻击“怜子”者，使之无言以对。这两句诗，是对仗的写法，但不是情对，也不是景对，而是理对。它的哲理性很强。气势也很壮。鲁迅在当时的众矢飞射之下，理直气壮地热爱其子，并把这种感情泛而至于广大人民，并不失为丈夫本色，而那些标榜“无情”的人却跟豪杰一点也不沾边。诗人痛斥“无情”论者，没有回避“怜子”，相反地正以“怜子”来证明攻击者的卑鄙，这就完全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这两句诗语意深刻，对仗天成，有否定，有肯定，有判断，有诘问，毫不费力，轻而易举，使得讥讽者自讨没趣，本相毕露。
后两句“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把“怜于如何不丈夫”的句意，扩展开来，在生动的比喻中给攻击者以嘲笑和挖苦；把老虎虽猛也要怜子之意充分表现出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记述说：“海婴性格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答客诮》一诗，完全写出了这种爱怜的情绪。”
这首诗，作者鲁迅分别通过否定句、反问句、疑问句，完成了诗的“起”、“承”、“转”；诗的首句“无情未必真豪杰”采用了否定句，这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常见，但直白易懂，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第二句“怜子如何不丈夫”承接第一句，通过反问句式，在意思上更进一层，把“丈夫”与“怜子”联系起来。全诗的题旨更加具体显豁，范围由一般意义的“豪杰”缩小到有孩子的“丈夫”们；第三句干脆不再讲究委婉与周严，直接用“知否”打头，发出无可辩驳的质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推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语气也更加坚定。“未必”、“如何不”、“知否”都有否定语，却使立论步步深入，也使感情越来越强烈，为最后一句的“合”做了充分的铺垫。
这首词是咏天台山神女之事。据《神仙传》和《续齐谐记》载，汉明帝永平时，剡县有刘晨、阮肇二人人天台山采药，迷失道路，忽见山头有一颗桃树，共取食之，下山，得到涧水，又饮之。行至山后，见有一杯随水流出，上有胡麻饭屑。二人过水行一里左右，又越过一山，出大溪，见二女颜容绝妙，唤刘、阮二人姓名，好像旧时相识，并问：“郎等来何晚也！”因邀还家，床帐帷幔，非世所有。又有数仙客，拿三五个桃来，说：“来庆女婿。”各出乐器作乐，二人就于女家住宿，行夫妻之礼，住了半年，天气和暖，常如春二、三月。常闻百乌啼鸣，求归心切。女子说：“罪根未灭，使君等如此。”于是送刘、阮从山洞口去。到家，乡里怪异，经查寻，世上已是他们第七代子孙。二人于是又想回返女家，寻山路，不获，迷归。至太康八年，还不知二人下落。天台仙子则成为文学作品常咏的对象。
此词第一句写仙女的穿着。第二句写她玩赏红豆以寄相思之情。第三句写其面部表情。四、五句写她身居仙境，而梦人间。结句点题，表明仙女的孤凄，春愁无人与共。语言含蓄，情在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