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发端总叙，以领起全诗。《汲冢纪年》：“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从。”此诗所记，当即为此次出游。“有卷者阿”言出游之地，“飘风自南”言出游之时，“岂弟君子”言出游之人，“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二句则并游、歌而叙之。这段记叙简约而又全面，所以前人称其“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记”（方玉润《诗经原始》）。
第二、三、四章，称颂周室版图广大，疆域辽阔，周王恩泽，遍于海内，周王膺受天命，既长且久，福禄安康，样样齐备，因而能够尽情娱游，闲暇自得。这些称颂归结到一点，便是那重复了三次的“俾尔弥尔性”，即祝周王长命百岁，以便继承祖宗功业，成为百神的祭主，永远享受天赐洪福。
第五、六章，称颂周王有贤才良士尽心辅佐，因而能够威望卓著，声名远扬，成为天下四方的准则与楷模。这两章是承第二、三、四章而来。第二、三、四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内在作用，五、六两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外在影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七、八、九章，以凤凰比周王，以百鸟比贤臣。诗人以凤凰展翅高飞，百鸟紧紧相随，比喻贤臣对周王的拥戴，即所谓“媚于天子”。（所谓“媚于庶人”，不过是一种陪衬。）然后又以高冈梧桐郁郁苍苍，朝阳鸣凤宛转悠扬，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第十章回过头来，描写出游时车马，仍扣紧君臣相得之意。末二句写群臣献诗，盛况空前，与首章之“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呼应作结。
此篇是对周王歌功颂德的诗篇，思想上带有局限性。但称颂中带有劝戒之意，所以仍有可取之处。从艺术上来说，全篇规模宏大，结构完整，赋笔之外，兼用比兴，如以“如圭如璋”比贤臣之“顒顒昂昂”，以凤凰百鸟比喻“王多吉士”、“王多吉人”，都很贴切自然，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首诗的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颔联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则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如此卓越英才不幸离世直抒哀思，尤其是结句以问语写出，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于哀悼之中反衬出罗荣桓同志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一强调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
此诗以极其精练的手法，高度浓缩了战争的悲剧性。前两句叙述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情况；后两句叙述远在家乡的亲人，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死于战争，依然来信寄物，烘托出浓烈的悲剧气氛。全诗话句精练、构思巧妙、境界悲壮、意蕴深沉，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士兵及其家属的同情。
“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前两句仅用十个字描写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这次夜战的结果，使得半数左右的战士再没有回来。这种情形是战争年代很普通、也很真实的悲剧。此诗仅用纯客观的叙事，真实地反映一场战争。表面看来，作者对此战争未附以感情色彩，但从他描写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看，他是十分同情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是不赞成这场战争的。
另外，诗人说的是桑乾河“北”而非“南”。倘若是在河的南岸作战，那主要是防守；如今却打到了河的北岸，那就是主动方了。主动出击而被打败，其责任在于攻方的决策者、指挥者。这便给与了上层统治者无声的批评。由于作者许浑生活在中唐时代，唐朝已日益走下坡路，边塞诗多染上了时代的感伤情绪。此诗基调是凄婉、哀伤的。
唐代诗人写边塞战争，一般习惯于以“汉”代“唐”，但许浑在这里用了“秦”，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汉”在音律方面犯了“孤平”。从另一方面，将唐王朝比做“暴秦”，或许也折射出对统治者的不满。
“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这两句运用“以一总万”的手法，在成千上万的牺牲者中挑出某一位战士，写在他牺牲的次日早晨有家信寄来，信中告诉他御寒的衣服已经寄出。
上半首简单叙述了一次惨重的边塞战争，下半首说战士的家人来信寄冬衣的事。都不是什么特殊的内容，勾勒得也非常简单平实，但这两个场面紧密地安排在一起却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一夜之隔，顿成阴阳之隔。仅仅差了一个晚上，寄给战士的家信战士再也看不到；信中说缝制的御寒衣服也已寄出，可是再没有人收取它了。此时此刻，阵亡的战士其尸骨抛掷在昨夜的战场，再也不需要寒衣，再也不会感受到亲人的眷念之情了，而家人却仍翘首以待，等待他的回信，等待他报以平安，等待他某一天从战场归来……悲剧效果就这样由于结构安排而产生。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死亡与等待在同一个时间里交叠，让观者陷入思考，对牺牲者和家属寄予深刻的同情，同时批评残酷的战争。
这首诗诗人不发任何议论，而倾向性却从作者提炼出来的典型事件上自然地流露出来，短小中见深刻。艺术风格显得自然、平淡、质朴。但平淡并不浅露，思想深刻，耐人寻味，又能平中见奇，善作苦语，奇警动人。
此诗首句通过对“公子王孙”争相追求的描写突出女子的美貌，次句以“垂泪滴罗巾”的细节表现出女子深沉的痛苦，三、四两句说女子一进权势之门便视自己为陌路之人。全诗高度概括地写出诗人所爱者被劫夺的悲哀，反映了封建社会因门第悬殊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寓意颇深，表现手法含而不露，怨而不怒，委婉曲折。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上句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即通过对“公子王孙”争相追求的描写突出女子的美貌；下句以“垂泪滴罗巾”的细节表现出女子深沉的痛苦。公子王孙的行为正是造成女子不幸的根源，然而这一点诗人却没有明白说出，只是通过“绿珠”一典的运用曲折表达的。用绿珠坠楼的典故一方面形容女子具有绿珠那样美丽的容貌，另一方面以绿珠的悲惨遭遇暗示出女子被劫夺的不幸命运。于看似平淡客观的叙述中巧妙地透露出诗人对公子王孙的不满，对弱女子的爱怜同情，写得含蓄委婉，不露痕迹。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两句没有将矛头明显指向造成他们分离隔绝的“侯门”，倒好像是说女子一进侯门便视自己为陌路之人了。但有了上联的铺垫，作者真正的讽意已经非常明显。之所以要这样写，一则切合“赠婢”的口吻，便于表达诗人哀怨痛苦的心情，更可以使全诗风格保持和谐一致，突出它含蓄蕴藉的特点。
诗人从侯门“深如海”的形象比喻，从“一入”、“从此”两个关联词语所表达的语气中透露出来的深沉的绝望，比那种直露的抒情更哀感动人。据说后来于頔读到此诗，便让崔郊把婢女领去，传为诗坛佳话。
从语言上看，这首诗用词很准确。在封建社会里，造成这类人间悲剧的，上自皇帝，下至权豪势要，用“侯门”概括他们，恰当不过，比喻生动形象。诗人以此诗赠给心上人，既写女子的不幸，也描述了自己所爱被劫夺的哀痛，而造成这种痛苦的，正是那些只顾个人喜恶的侯门贵族、公子王孙。作者并没有直接指斥，但诗中流露出的弱者的哀怨、深沉的绝望，却比直露的指斥更厚重，也更能激起读者的同情。诗中的情感实际上也超越了一己的悲欢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