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起句，或先写景后抒情，或先抒情后写景，或情景俱到。盖触景而生情，缘情而后托意，若发端便直叙其事，处理不好往往流于平板呆滞。沈雄在《柳塘词话》中云：“起句言景者多，言情者少，叙事者更少。”这是词家一般应遵循的经验之谈。晏殊这首词却一避熟路，起句叙事，以逞其妙。“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少凋零。”点明地点“资善堂”，时间“三十载”。 “凋零”一词下得切人肺腑，使上句顿增厚意。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旧人多与草木一样化为尘土，加一“多”字修饰，可见幸存者无几了。“洛阳旧友一时散，十年会合无二三”（欧阳修《圣俞会饮》）十年尚且凋此，三十年也肯定是凋此。今日与君相见真属意外，伤情悲伤。这意义丰富，它曲折地告诉读者，“最”字，含平日伤情之事很多，而在众多的伤心事之中以“与君相见”为“最”了。表明词人与旧友的感情之深、相见之难了，为相别作为铺垫。“一尊凋旧”承，’旧人多是凋零”而发，人变而物凋旧，以不变之物突出凋零多变之人生。当然，阔别数十载，一旦相见，当有说不完叙不尽的心酸事，但“聊且话平生”，话未出口即戛然而正，仕途不顺，苦难太多而难以倾吐，还是相见日浅所叙不多，多少难以直陈的隐曲尽在这不言之中。
下片以一“别”字承接上文，又领起下文，乃这首词主眼，它把上下片连锁在一起，点明词人与旧友的相会，既是相见，又是相别。“相见时难别亦难”。历经三十载而相遇，可见相见之难，故而离别之尤觉之不易，相会已属罕逢，而相见即相别，更觉别之难舍难分。此时此刻，欲饮而不能饮，欲醉而不能醉，满腔感慨尽倾于“强饮”之中。“雪残风细长亭”，得力处突入一景语，使旧友重逢的凄黯心理因景物的烘托而愈见突出。残雪寒风，长亭送别，更添离别的凄凉之气，时间、地点、人物、景物巧妙地结合，起到了景语皆情语的妙用。最后三句，从未别写到再相逢于京城，是词人对朋友的宽慰之词。实际上，是“归魏”还是“凋零”完全取决于皇帝，皇帝思旧则可以留京，反之则凋何，其结局是不言而明的。晏殊虽称太平宰相富贵词人，也曾多次被贬职离京，屡见迁徙。因此对旧友的坎坷仕途深表同情，同时，也流礴出对朝廷的不满，这在词人的词作中实是少有。
这首诗的前两句借史论今，深惋“韩信阵”之未成，哀叹武侯未捷而殒，以潜喻张浚的悲剧人生。后两句直点“魏公”之败，将其“不平气”化作“峰上云”，既暗写张浚死葬衡山的现实，又巧妙将其精神通过与祝融的比附，而得到一种升华。这首挽诗气势磅礴，意趣深婉，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符离惨败的反思，而且歌颂了张浚坚持抗敌的爱国精神。
第一句“背水未成韩信阵”，用的是韩信破赵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符离之战，说“未成韩信阵”表明此役的失败。
第二句“明星已殒武侯军”，用的是诸葛亮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张浚之死，写出了他的不幸结局，他在事业上的失败是命里注定。一、二两句流露出对张浚的崇敬、惋惜心情。可以体会得出，这两句诗是从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化来。
第三句“平生一点不平气”，所谓“不平气”，是说张浚由于壮志未酬而产生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人虽死而精灵不灭从何处显示出来。
第四句“化作祝融峰上云”作了回答。原来祝融峰上的云，就是张浚的壮志未酬的不平之气所化。诗人信手拈来，通过神思，构成了惊人之句，突出了张浚的“公忠为国”、志存社稷的高大形象。他将与祝融峰永久并存于天地之间。这比其他任何言辞的颂扬，要有力、要感人得多，这等于为张浚竖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刘过这首诗是否为了迎合张南轩的心意，对张浚的称颂有点过当，恐怕是夹杂了一些私人感情在内的，但主要的还应从刘过本人的政治思想方面去理解。他是一贯主张恢复，反对偏安局面的，这在他的诗词里有多方面的表现。张浚在事业上虽无大成就，但毕竟是一位著名的主战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刘过的崇敬，在张栻的请求下，他才乐于命笔赋诗。
这首词不同与王国维另一首写围猎的词《浣溪沙·六郡良家最少年》，那一首更多的是描写了豪侠的个人英姿。这一首却是由围猎活谈及个人的内心活动，更多的点出国家的危难，而自己却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
上片三句，写出了一场围猎从开始到结束的全部过程。“合围”，是这场射猎的开始。“草偃云低”本是写围场影物，放在“合围”的前边就有一种天罗地网的感觉，好像天地草木也在听从人的指挥参与对鸟兽的包围。“雕弓声急马如飞”是写豪侠少年高超的骑射本领；“笑呼从骑载禽归”是写围猎结束满载猎物而归时的得意心情。这首词中豪侠少年的形象与作者在另一首《浣溪沙》中所写的那个“闲抛金弹落飞鸢”的豪侠少年形象有一些不同。那一首中的少年形象仅仅是风流潇洒、射艺出众，而这首词中“草偃云低”的描写，使这个少年还带有一种指挥者的威严之气。史载赤璧之战前曹操致书孙权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自古以来，围场可以喻指战场，打猎可以喻指用兵。王国维把自己想像成围猎活动的主人公，在这场“战事”中大振神威，说明他内心中同样有一种对戎马生涯的渴望。
下片三句“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的牢骚。人们常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作者认为乱世的文人，读了一辈子书，既无权势以骄人，又无缚鸡之力以自卫。古代的卫、霍的功勋自不用提，游侠的气概也也无从谈起。假如说读书是为了明理，则明理恰足以给自己带来“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扬雄投阁，龚生竟夭，文人的悲剧古已有之。所以，习文不如习武，年轻人有一副好身手，纵不能替天行道，总不致像那些文人在乱世中连保全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如果结合作者的实际情况来看，则这理想近于虚幻。因为“体素羸弱”而称“万事不如身手好”，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人近三十而言“一生须惜少年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身为文人却说“那能白首下书帷”，有一种不甘心于现状的苦闷。
诗题“荣木”，是取诗的前两字作为篇名，并不是专写荣木。《荣木》一诗共三十二句，分四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慨叹人生若寄，第二章写要坚持正确的做人道理，第三章责己无所作为，第四章表示不坠先师之训而奋起。全诗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这首诗提出了世间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苦短。陶渊明把“荣木”已化为一种意象——人生美丽却苦短。他忧于人生短暂，认为人若不勤奋，即使“总角闻道”也会“白首不成”，这是人生的悲哀。他告诫人们，人生就像匆匆过客，到时都会憔悴、衰老、死亡；人的寿命、祸福取决于自己。他也自责自己曾废学而乐饮。
从此诗第四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陶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人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陶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陶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也难以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
人生短暂，只有为功名而奋斗才有意义。陶渊明没有忘记儒家先师孔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这不值得惧怕。他自信有取得功名的天赋，不管要经历多少苦难，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