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咏物之作，但又有自寓自喻的况味。诗人赞美小白鹭具有纯洁自守、与众不同的高格调，祝愿着它有远大美好的前程。
“白鹭儿，最高格。”开头两句，就带有人类的道德评价色彩，作者套用到他所描写的动物身上去了，这就决定了这首诗所歌咏的实际对象，决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无知的鸟，而是意象世界中的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毛衣新成雪不敌”，小白鹭的品格体现在羽毛的纯洁胜雪，而且不似众禽的喧呼叫噪，好于张扬自炫，而是宁静自守，修身养性，洁身自好。“孤眠芋芊草，久立潺潺石”两句，形象而具体地刻画出白鹭儿的居处环境和神态。它所居之处绿草丰美，芳馨清丽；所立之石乃在潺潺溪水之中，真可谓“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孤眠”、“久立”两句不仅写出白鹭儿的身姿神态，而且象征着不随声附和、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独立不移的品格。“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在“孤眠”、“久立”之后，前方没有阻挡，白鹭振翅飞向遥空，“云”在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云彩了，在作者眼里“云”象征着革新的阻力，而“无云”两字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希望在贬谪之后，前方能云雾消散，一片清明，给自己一片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空间。“正无云”而“飞去”更象征着高远的理想，果敢的行动。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透过白鹭儿的外表清晰地呈现在人们前，诗人所描写的白鹭儿的形象与品格，也正是自己的人格操守的形象体现。从这一角度而言，此诗也具有拟人的表现手法。
白鹭儿的纯白无瑕，象征高尚品格，作者用它来比拟革新志士，比较准确、贴切。雪白的羽毛，象征他们的清白无垢；在众禽的喧哗中保持岑寂，象征他们在宦官嚣张跋扈时不随声附和；孤眠在草泽之间，久立在泉石之上，象征他们虽然被贬谪在荒僻远郡，但坚贞不屈，特然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最后振翼高飞，直入碧霄，更象征他们远大的理想，希望能继续进行革新事业的雄心壮志。对白鹭形象的描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从这只纯白的珍禽身上，看到了革新志士的最高尚的情操。
这首诗在《刘梦得文集》中入“乐府”类，是作者学习民歌结出的硕果之一。语言明白如话而流走生动，三、七、五字句相递出现，使句法显得富于变化而不呆板。全诗用入声韵，音长短促，产生直截明快的效果，与内容十分协调。
计时的漏壶在静夜里响起“丁丁”的滴水声，一滴滴、一声声，仿佛都敲打在她心坎上。她听着，数着，心里着急地在想：“夜怎么这么长啊！”她百无聊赖地把目光投向天空，天幕上无边无际的轻云在缓慢地移动，月亮时而被遮住，时而又露了出来。思妇在失眠时的所见所闻，无不引动并加重着她的凄清孤寂的感情，并且写出了秋夜十分漫长、寂静、清冷的特点。
在失眠的长夜里，暗处的秋虫通宵都在鸣叫着。听着听着，她突然想到该是给丈夫准备寒衣的时候了。诗歌三四两句琅琅上口，照应了诗题，暗示秋虫鸣叫时间之长，暗示了思妇（作者）对征人的关切和思念。第三句中的“通夕”二字明是写秋虫的鸣叫的时间之长，实际是暗示思妇通宵达旦未能成眠。“逼”字用得神妙，既“逼”出秋虫的叫声，衬出思妇难耐的寂寞，又“逼”得思妇转而想到丈夫没有寒衣，自然地引出了抒情的末一句。第四句“征衣未寄莫飞霜”是思妇内心的独白。她既是在向老天爷求告，又是在径直命令上天。无论是求告还是命令，都可以从这天真的出语中窥见她对丈夫的无限深情。
这首诗采用了画龙点睛的写法。前三句虽然是以情取景，但若没有末一句的点题，读者既无法领会景中之情，也不可能知道全诗主要抒写什么感情，诗中的主人公又是谁。最后一句响起思妇情浓意深的一片心声，才揭开了全诗的主旨：原来诗人在《秋夜曲》中所要弹奏的，不是别的，而是思妇心上的那根悠思绵绵的情弦。
此诗虽题为春望，但所望却是满目荒凉衰败景象，这样的景色正寄托着诗人遭贬谪后的身世凄凉之感，乃是以景写情之篇。
这首诗虽然极力地描绘了汉寿城遗址的荒凉、破败的景象，但是格调毫不低沉。在兴和废的转化之中，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观点，使全诗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打破了一般律诗起、承、转、合的框框，首、颔、颈三联浑然一体，极力铺陈汉寿城遗址的荒芜、破败的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整体层次。
“汉寿城边野草春”点明了“春望”的地点，含蓄而又凝炼地表现汉寿城已是一片废墟了。“野草春”三字让人产生联想，如果汉寿不是一片芜城，还象当年那样人烟辐辏，无比繁华，春日迟迟，一派生机的话，诗人怎么会用城边野草刚刚发芽来描绘它的春色呢。首联对句勾勒出来的景物颇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独没有人烟。正因为此，诗人用“对”字组合起来的柯、墓、荆、榛之类愈多，便使人愈感荒凉。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句虽有“牧童”和行人”出现，但也没有增添任何生气。牧竖烧刍狗予田中，说明坟山冷落，祭扫无人“田地荒芜，可牧牛羊。符人着石麟于陌止。是因为荆榛莽莽，别无可以观赏盼景物，唯古墓前石兽群尚可注目而已。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句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寿城今非昔比，当年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当年指示路途的华表，如今已经被雷电轰击得半残，纵横的断碑，通体蒙尘，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华，今朝破败，尽在残缺华表，断裂石碑中显露了出来。诗人不惜耗费大量笔墨大写特写这样的破败和荒凉，完全是为着尾联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作准备的。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则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