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多次举进士而不第，布衣终身，过着飘泊江湖、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坎坷的身世使他对遭逢不幸的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宋孝宗淳熙十年（1189），姜夔在苕溪（今浙江湖州）为一位不幸女子的身世所感动，写下了这首词。而且，由于他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合肥情事，他不知不觉中将这位不幸女子与其合肥情侣联系起来。故通篇皆是对不幸女子的深深怜悯和同情，而毫无轻薄浮浪之语，格调高雅，意境醇正。
京洛，河南洛阳。周平王开始建都于此，后来东汉的首都也在这里，所以又称京洛。后人使用此词包括洛阳或京都两种含义。此处代指南宋都城临安，风流，指品格超逸。开篇即写这个妇女出处不凡，她来自南宋的都城临安；她既有超逸的品格，又有举世无双的美貌。首句“京洛风流绝代人”七个字，包括这样三层意思。
那么，这位曾风光一时的佳人，“因何风絮落溪津”？为何像风中飞絮似的，飘落到苕溪的渡口来呢？说她的来到苕溪是如柳絮的随风飘落，含意深厚。“颠狂柳絮随风舞”（杜甫《绝句漫兴》），这风中之絮是不由自主，又是无人怜惜的。用风中之絮来比喻，暗示人的不幸遭遇，一个“落”字双关出人与柳絮的同等命运。其中也掺杂着作者的身世之感。这句前面用“因何”这一似问非问的句式，后面用荒僻的“溪津”与繁华的“京洛”作鲜明对比，深刻地写出了这个“风流绝代人”的不幸遭遇。也表达了作者对其的深深怜悯和同情。
“笼鞋浅出鸦头袜”。笼鞋，鞋面较宽的鞋子。鸦头袜，古代妇女穿的分出足趾的袜子。这句是说从笼鞋中微微地露出了鸦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化用曹植《洛神赋》典故，曹植形容洛水女神是“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词里的女子穿了这样款式的鞋袜，步态轻盈，如宓妃洛神一般。这仍是对“风流绝代人”的赞美：她高洁，飘逸，和一般风尘女子迥然不同。
过片，暗示她的辛酸生活，并表达了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红乍笑，绿长嚬”。“红”，指她朱红的嘴唇，说轻启朱唇，露出浅浅的笑；或说红指她笑时莲脸生春；总之是说她笑时的美丽。“绿”，指青黛色的眉毛，说她双眉紧锁，隐含忧伤。“乍”，表示时间短暂，与“长”相对。说明她笑时短，嚬时长。仅用六个字，不仅使人的神态毕现，而且写出了人酸苦的内心世界。这笑，看来是勉为欢笑，而嚬才是真情的流露。“红乍笑，绿长嚬”六字用得高妙奇绝。“红”与“绿”对，色彩鲜明，让人顿觉佳人的仪态万方：“乍”与“长”对，以时间长短刻画佳人神态的流程：“笑”与“嚬”对，揭示出佳人复杂的心态。意蕴本融，言简意赅。描写女子情态的词句本也常见，如“修眉敛黛，遥山横翠，相对结春愁”（柳永《少年游》），十三个字只写出了人的“春愁”：“娇香淡染胭脂雪，愁春细画弯弯月”（晏几道《菩萨蛮》），十四个字只写了人在梳妆打扮时而“愁春”。它们都没有姜词这样高度浓缩，韵味悠远。
“与谁同度可怜春”。春光无限美好，可是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有谁与她共同度过呢？与谁，即没有谁。贺铸有“锦瑟华年谁与度”（《青玉案》）句，与此境界极相似。这深情的一问，不仅表现出词人对她的同情，惺惺相惜，而且写出了她的孤苦寂寞。从整首词看，所写是一个歌妓之类的人物。她在繁华的京城也许曾经有过“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美好时光，如今却沦落溪律，无人与度芳春。对于她的不幸遭受，词人一个字也没有写，女主人公也始终未发一语，全从词人之“所见”方面着笔。感慨都在虚处，这样词人的同情之感，表达得酣畅淋漓，人物形象也栩栩可见，特别最后两句更是神来之笔：“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古人传说鸳鸯双宿双飞，常用来作为夫妻间爱情的象征。“鸳鸯独宿”，深一层表明无人与之“同度”，只剩下孤苦一人了。“何曾惯”，也深一层地流露出她的忆旧念往，直至此时仍怀着感情上的痛苦。因此接着说：“化作西楼一缕云”。宋玉《高唐赋》载巫山神女与楚王的故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说她化作西楼上空一缕飞云，如巫山神女，对过去那“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欢愉情景，不能忘怀，表现出她对爱情生活的无限回忆和执着追求。
白石词的基本风格是“清空”，要“清空”，就要有一种冲冷的胸怀，不让七情六欲无节制地发展，从而达到一种超逸空灵的境界。对情词来说，就不能热情过度，因热情过度容易形成痴迷状态，要用冷笔处理。此词就是冷笔写热情的作品。此词用笔，有时从实处落墨，有时虚处着笔（如“笼鞋”以下四句），但它“无穷哀怨，都在虚处”（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评姜夔《点绛唇》结句语），虽有深情，由于用冷笔处理，故显得气体高妙，清远空灵。
“序文”交待了祭祀的单位、时间和对象。
“正文”是祭祀的内容，分四层表述：
第一层，“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我河浩。”概括黄帝对中华民族的创造：显赫盛大的始祖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后代子孙繁衍不息，面向巍峨的山岳和浩瀚的黄河大川，祭祀年年不断。据说黄帝时期，开拓了中国古时巨大的版图：东至海洋，西至空桐（山名，即崆峒。在甘肃平凉市西。），南至长江，北至釜山（徐水釜山），征服了许多部落，统一了全国。这四句诗歌颂了黄帝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基业。“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是指黄帝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恩惠泽及万里荒原；建立如此伟大的事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华民族雄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概写黄帝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绩。
第二层，“世变沧桑”至“我为奴辱。”主要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多次受到挫折，而邻国日本等日益强大起来。1895年，日本霸占中国台湾及附属各岛和澎湖列岛；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1931年，又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进而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的卖国行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先后割香港及九龙给英国；割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国土给俄国；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所以说，汉奸何其多，用国土来奉事敌人，敌人的欲望怎能满足。他们手拿武器，得寸进尺，致使沦陷区的老百姓沦为奴隶受辱。在“回顾”中既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批判了丧权辱国的统治者没有继承黄帝的精神，卖国求荣的丑恶行为。
第三层，“懿维我祖”至“让其沦胥。”是指黄帝是具有美德的著名的一世英雄。在涿鹿奋战，使国家的区域得以安宁，赞扬了黄帝以武力战胜邪恶的勇猛精神。可是，今天黄帝的后代子孙却如此不敢动武，让祖国辽阔的土地沦陷在敌人之手，这是批评那些力主投降日本，高唱亡国论的民族败类。
第四层，表述苏日政策，表明苏日决心。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毛泽东等人虽然“不才”，但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在行军打仗方面正奋力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建立了苏日根据地，正为国效命，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备尝多少艰难险阻，都是为了拯救祖国。日本侵略者不赶出去，中国人民哪里还有家呢。这里借用了西汉名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的故事。他曾率军多次打败匈奴，汉武帝为表彰他，给他建造府第，他拒绝说：“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先有其国而后有其家的博大胸怀。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是指各党派和各界人士，要坚固地团结起来，不分军民和贫富，共同苏日。写出了中国共党人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活动，共同苏日救国的主张。“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苏。”写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唤起全国四万万民众，共同反侵略的决心。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表达全国人民的愿望，国家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改革内部政治，实行民主，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一心苏日，苏日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中国一定要侵略者还我河山，维护中国主权，这样的志向和决心，将永志不忘；中国一定要严格治军整军，加强国防力量，保卫国家，特此告诉列祖列宗，请列祖列宗和皇天后土一起加以监督。这一层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党各派组成苏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苏战到底的决心。
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的形式，一方面概述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创建大中华的丰功伟绩，一方面谴责了清政府近百年来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同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收复国土、保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语言朴直，内涵丰厚，爱国报国卫国之情，充溢其间，浩荡正气，令人感奋。
关于这首诗中的桂花，颇有些分歧意见。一种解释是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此处所写的当是春日开花的一种。另一种意见认为文艺创作不一定要照搬生活，传说王维画的《袁安卧雪图》，在雪中还有碧绿的芭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事物，在文艺创作中是允许的。不过，这首诗是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五首诗每一首写一处风景，接近于风景写生，而不同于一般的写意画，因此，以解释为山中此时实有的春桂为妥。
此诗描绘山间春夜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全诗旨在写静，却以动景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极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便以声写景，巧妙地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花开花落，都属于天籁之音，唯有心真正闲下来，放下对世俗杂念的执着迷恋，才能将个人的精神提升到一个“空”的境界。当时的背景是“深夜”，诗人显然无法看到桂花飘落的景致，但因为“夜静”，更因为观风景的人“心静”，所以他还是感受到了盛开的桂花从枝头脱落、飘下、着地的过程。而我们也似乎进入了“香林花雨”的胜景。此处的“春山”还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因是“春山”，可以想见白天的喧闹的画面：春和日丽、鸟语花香、欢声笑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白天的喧闹消失殆尽，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其实“空”的还有诗人作为禅者的心境。唯其心境洒脱，才能捕捉到到别人无法感受的情景。
末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便是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了夜的静谧，实则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静静的月光流泻下来，几只鸟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不时地呢喃几声，和着春天山涧小溪细细的水流声，更是将这座寂静山林的整体意境烘托在读者眼前，与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妙。鸟惊，当然是由于它们已习惯于山谷的静默，似乎连月出也带有新的刺激。但月光之明亮，使幽谷前后景象顿时发生变化，亦可想见。所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曹操《短歌行》）是可以供读者联想的。但王维所处的是盛唐时期，不同于建安时代的兵荒马乱，连鸟兽也不免惶惶之感。王维的“月出惊山鸟”，大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鸟虽惊，但决不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它们并不飞离春涧，甚至根本没有起飞，只是在林木间偶而发出叫声。“时鸣春涧中”，它们与其说是“惊”，不如说是对月出感到新鲜。因而，如果对照曹操的《短歌行》，在王维这首诗中，倒不仅可以看到春山由明月、落花、鸟鸣所点缀的那样一种迷人的环境，而且还能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
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这首诗也是这样。但诗中所写的却是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既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动的景物反而能取得静的效果，这是因为事物矛盾着的双方，总是互相依存的。在一定条件下，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者能够为人们所注意，正是以静为前提的。“鸟鸣山更幽”，这里面是包含着艺术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