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咏柳花的词曾被苏轼赞为妙绝，但词史上，人们多赞赏东坡的和柳花词，而对这首原作却颇多微词。实际上，这首词清丽和婉，不失为词中精品。
首句“燕忙莺懒芳残”开篇点题，写燕忙于营巢，莺懒于啼唱，繁花纷纷凋残，表明季节已是暮春：“堤上”，指明地点：“柳花飘坠”，点明主题。
破题之后，用“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紧接上句，把柳花飘坠的形状作了一番渲染。它为下文铺叙，起了蓄势的作用。韩愈《晚春》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意思是说：“杨花和榆荚一无才华，二不工心计；不肯争芳斗艳，开不出千红万絮的花。韩愈表面上是贬杨花，实际上却暗寓自己的形象，称许它洁白、洒脱和不事奔竞。章楶用这个典故，自然也包含这层意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写到此，词人竟把柳花虚拟成一群天真无邪、爱嬉闹的孩子，悠闲地趁着春天的游丝，象荡秋千似地悄悄进入了深邃的庭院。春日渐长，而庭院门却整天闭着。柳花活似好奇的孩子一样，想探个究竟。这样，就把柳花的形象写活了。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柳花紧挨着珠箔做的窗帘散开，缓缓地想下到闺房里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旋风吹起来。这几句深得南宋黄升和魏关之的欣赏。黄升说它“形容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评）；魏庆之说它“曲尽杨花妙处”，甚至认为苏轼的和词也“恐未能及”（《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当然，把这首词评苏轼和词之上是未免偏爱太过；但说它刻画之工不同寻常，那是确实不假。这几句除了刻画出柳花的轻盈体态外，还把它拟人化了，赋予它以“栩栩如生”的神情，真正做到了形神俱似。
下片改从“玉人”方面写：“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唐圭璋等《唐宋词选注》称此词为“闺怨词”，估计就是从这里着眼的。到这里，“玉人”已成为词中的女主人公，柳花反退居到陪衬的地位上了。但通篇自始至终不曾离开柳花的形象着笔，下片无非是再通过闺中少妇的心眼，进一步摹写柳花的形神罢了。柳花终于钻入了闺房，粘少妇的春衣上。少妇的绣花床很快被落絮堆满，柳花象无数香球似地飞滚着，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破碎了。这段描写，不仅把柳花写得神情酷肖，同时也把少妇惝恍迷离的内心世界显现出来。柳花少妇的心目中竟变成了轻薄子弟，千方沾惹，万般追逐，乍合乍离，反覆无常。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这几句既着意形容柳花飘空坠水时为蜂儿和鱼所贪爱，又反衬幽闺少妇的孤寂无欢。“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借两个典故，既状写柳花飘坠似泪花，又刻画少妇望不见正“章台走马”的游冶郎时的痛苦心情。唐崔颢《渭城少年行》：“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即其一例。至于柳与章台的关系，较早见于南朝梁诗人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已映章台陌，复扫长门扉。”唐代传奇《柳氏传》又有“章台柳”故事。
这首词若有不足，当是上下片主题不一，从而造成了形象的不集中。然而瑕不掩瑜，此词仍值得用心玩味。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占春”三句。此言梅花乃是东风第一枝，独占众花之先，迎春而放。所以词人观赏画中墨梅，感到犹如身处在寒风刺骨，莽莽飞雪的旷野上。以视觉转化为感觉，是修辞中的通感手法，词人运用自如，不愧为“空际转身”的大家。“数点”两句。“酥”，喻花之润泽，光滑感。文同诗“新枝放花如点酥”可证之。“钿”，本为黄金制的钿花饰品，这里喻墨梅之形态。此言画中墨梅，枝头有数朵盛放，而树下已是落英缤纷，像是被清晨的春风吹落的。“独曳”句，化用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诗句意。“广平”，汉时郡名，东汉吴汉封为广平侯。在今河北省内。“独曳”两句言墨梅一枝斜展，其风韵，被广平君所极力推崇、赞赏。“记五湖”两句，回忆。此言词人看着眼前的墨梅，就又激发起他对一段往事的回忆：当年他月下旅游途经太湖之时，掀篷观赏沿岸景色，也曾在一个临水之处，见到过那里有一株梅枝在朦胧的月光照映下，显示出它如画般的风景。这两句也是点词调意也。上片赞墨梅。
“何逊”三句，追忆旧事。“何逊”，南朝梁诗人，曾为广陵（扬州）王记室，其诗多为酬赠及纪行之作，较长于写景及炼字，杜甫诗歌在艺术形式上曾受其影响。此处词人是以何逊自喻也。此言自己正在睡梦中追忆旧事，却被“胡调”声扰乱清梦而惊醒过来。词人忧国之心，由此可见一斑。“若把”三句。言如果把这幅墨梅图搬进祭祀功臣的凌烟阁中，将能使阁中满室生香，更加令人难忘。此既是称赞墨梅图之妙笔，也是企图唤醒大家，必须记住功臣们抵御外敌的英雄业绩，谨守国土。“相将”两句。从眼前的墨梅图，联想到在梅雨时节采摘梅子与盐调拌，就可取来作宴席上的美味调料了。“相将”，这里可解释为“如果取来”意。“想雁空”两句，再赋墨梅风骨。言图中墨梅如果处在彤云密布中的北地严冬晚天中，它也将会傲霜斗雪，淡然处之。结尾又暗示着在北方沦陷区的人民，他们也将会用梅花精神来激励自己，与敌人抗衡到底的。下片重在写墨梅的风骨，并示以不忘与外族抵抗的决心。
全词既是咏本调“暗香疏影”，也是咏词题中“赋墨梅”，可说是内容紧扣词调与词题，梦窗不愧为填词好手。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