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词中的女主人公思念着离她而去的远行人,与一般闺怨诗词不同的是,这位远行人不是去求仕、戍边、经商,而是去“游冶”,这就使女主人公处在更为悲惨的境地:相思之苦加上被弃之痛。
词从“绣帏睡起”开端,写了一整天的情况,实际是女主人公在爱人远行后长长一段时间的缩影。看似平淡无奇,却为下文尽情展衍留足余地。“藻井凝尘”言室内凌乱,无心洒扫,“金梯铺鲜”言室外冷落,无人来往,这是写她生活的环境。“寂寞凤楼十二”一句中的“寂寞”二字,可说是对刚才的总结,也是上片的核心。“风絮”二句以反衬的手法写美丽的春景,与“藻井凝尘,金梯铺鲜”形成鲜明的对比。“永日画阑,沉吟独倚"是她一天寂寞生活的概括,突出女主人公无心欣赏美景的心态。“望远行”二句写女主人公登高望远,希望游子会回到自己的身边。春已归却不见远人归影,着一“悄”字,说明女主人公不知几度登高又几度失望,这是寂寞中的希冀与希冀后的失落,失落自然更加重了她的寂寞。
过片换头“凝睇”二字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不是她凝神远望归骑的目光,而是盼望落空后那失神而凝滞的目光,这目光又开启下片抒发内心情愫的一连申行动。她想排遣离愁,但却苦于“无计”;只有拔下头上的金钗换酒,求助于酒醉后的解脱,无奈无聊的自斟自饮反更添愁情以至珠泪涟涟。愁中的醉,醉后的泪,欲昏反醒,欲笑反泪。“待伊游冶归来”五句为女主人公的心理想法,最后她还是寄望于远行人的重归,待那时,要故意换下宽大的衣饰,束紧薄薄的丝裙,让那薄情人看看瘦减的“纤腰”,让他相信我因思念他而变得如此憔悴。此五句虽化用了武则天《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诗意,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思妇恨游子不归,盼游子快归,幻想游子归来之后悲喜交加的心态写的淋漓尽致。
这下片自“凝睇”开端以后,先以“无计”,继之“但……”、“空……”、“争奈……”、“待……”,一连串行动,从纪实写到设想,从行动写到内心,写出了这个女子怨而不怒、徒劳挣扎的整个过程。但这个远行人会不会归来呢?设若他真的归来了,会不会因为女主人公的憔悴而动了怜爱之心从此不再去“游冶”呢?词结束了,女主人公的悲剧却并没有结束。
柳永作为一个男性词人,极真实地写出了被弃的善良弱女子可悲的无助的境遇,这是基于柳永对女性深切的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