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此诗前八句概述刘邦起义到据有天下的过程，之后四句写刘邦和项羽关系的转变过程，最后六句点明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全篇一气呵就，造语雄健，神采飞动，如行云流水，自然浑成而感情充沛。
此诗用平声真韵，一韵到底，杂以偶句，是一首典型的五言古诗。起笔二句高度概括了刘邦自沛县起义至登上显赫地位的情形。“跃鳞”二字，比喻形象生动，用得极妙。
接着二句写刘邦手提“三尺剑”，率军攻入武关，占据威阳，使秦二世投降，消灭了无道的秦朝。再接着四句写群雄并起灭秦，后刘邦任用群英，用五年时间击败项羽，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其威势刚猛，震动天下，使诸侯宾服，登上了皇位。
“五星三”三字尤妙，既是吉祥语，又是新巧比喻，暗示了刘邦必然得志，贵有天下民。之后四句揭示刘邦和项羽的关系：始而联合灭秦，后而分裂对抗。
前二句言二人共同抗秦，曾“约为兄弟”；后二句言刘邦在楚汉争斗中两次遇险：一是刘邦赴鸿门宴，差点被范増、项庄谋害；二是荥阳之役，汉军被围，刘邦乘间逃遁。此二例选材典型，见出刘邦愈挫愈奋，在紧要关头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最终获得胜利。
最后六句揭示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一是将士征战的苦辛，二是善于驱使韩信、彭越等爪牙，三是善用张良、陈平等谋士。其中，最后的“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二句以批判的眼光总结朝代废替，兴亡感慨之叹喷涌而出，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以前朝为鉴，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
全诗用传体将汉高祖一生重大经历浓缩入诗，以创业之艰难烘托其建立西汉王朝的伟大功绩，同先唐其他诗作感情基调一致，而全用史事，选材典型，简练概括，寓慨良深。
本词写一群天真烂漫的小歌女，其活泼姿态表现得十分生动有趣。词的上片三句似电影中三个画面。首句“争挽桐花两鬓垂”，点出她们的年龄和活泼。古代孩童不束发，两鬓下垂，可见是一些小小女孩儿。她们在树下争着闹着，将桐花摘下来，插到自己的鬓发上。次句“小妆弄影照清池”，写年龄虽幼小，已经很爱美了。她们插好花稍稍打扮后，纷纷跑到清池边，欣赏自己美丽的倩影。一个“弄”字，活现出装模作样、顾影自怜的可爱相。她们不仅爱美，还十分顽皮淘气。上结“出帘踏袜趁蜂儿”是多么有趣的一笔。她们为了追逐一只小小的蜜蜂儿，只打着袜脚，来不及穿鞋，就掀开帘子蹦跳出去了。以上写她们平时是爱美、爱玩的天真无邪小小孩子。上片没有写明她们的身份，但从下片可看到这是一群被送到坊曲（唐宋时的妓院）强使学艺的小女孩儿。
过片两句“跳脱添金双腕重，琵琶拨尽四弦悲”，写她们一本正经练艺时的情况：此时坊曲主人给她们戴上饰物。那用金子镶嵌的手镯带在两只手腕上感到沉重。这“重”字语义双关，既是手上沉重，也是心中沉重。琵琶弹尽一曲声调悲哀。“悲”字也是双关，既是曲调之悲，也是女孩儿们内心的悲伤。结句“岁寒谁肯剪春衣？”这轻轻一点，实是重重一笔，本词的主旨终于显示出来。岁暮了，春天来临，究竟有谁肯为这群女小孩儿添制春衣呢？意思是，根本没有人会真正关心她们的生活。
本词为四十二字的小令，在美成的笔下，显得十分出色。写法上很有特点，一是全词多用对比：上片女孩儿们的活泼笑闹和下片受管束、内心悲凉形成对比。二是下片中“跳脱添金双腕重”，坊曲主人为她们外表打扮、装装门面，和结句实际上丝毫不关心她们生活冷暖形成对比。三是上片起句女孩们争着采桐花打扮自己，非常愉快和过片被动戴上手镯感到沉重不自在形成对比。通过种种对比，以层层加深的笔法以突出主旨。词的上片三句从不同角度大力渲染女孩们的活泼娇憨和自由欢乐。过片写出她们的沉重，接着又写出她们的悲哀，最后点出根本无人真心照顾她们。这样前面种种的可爱处更引起读者的爱怜。其三，下片的写法，特别符合《浣溪沙》这词调格律的要求。按《浣溪沙》作法，上下片各七字三句。分两句一组，一句一组。这一句一组是很重要的，要用力才能收住，本词的结句“夜寒谁肯剪春衣”，正是全词的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