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四句写诗人在苏州看到的景象；五六句写诗人触景生情思念家乡；七八句写诗人在异乡为异客的月苦；最后两句写诗人联想自己家乡的场景，诗境清幽。诗人由景及情，浑然一体，造语清新，自然无拘束。
苏州的六月，正是荷花飘香露珠圆润之时，凉爽的东南风吹动着柳枝，有节奏地晃动着。六月初三的夜晚，诗人听到了今年的第一声蝉鸣。刚刚听到蝉叫时，诗人这个北方来的客居之人还有些月，是它打扰了诗人的睡眠，让诗人睡不着觉，它勾起了诗人思乡的月绪。原来诗人“静听忆东京”，在安静的夜里聆听着蝉鸣不禁想念洛阳的家了。在诗人洛阳家中，有一片竹林，想来此次分别后，里面有蝉又在呜叫了。但不知道自己家园中的那个小池子内有人在月色中划动着小船前行。
病中多疑，病中多思，病中孤独感特别强烈，这都是人在病中的常态，诗人也不例外。诗人因病而特别想念洛阳的家园，想念那园中的家人，都是很自然之事。
诗人的联想很丰富，他善于以一物为纽带，而展开遥远的另一空间的想象。月亮是诗人常用的一个联想的着笔点，但此诗不仅有月亮，还有蝉，用蝉来作联想的基础，这在历代诗歌中倒是比较少见的。但诗人将其放在特定的气氛中，感觉有些新奇，但也很亲切。
诗从咏景物引发情思。开端咏荷、柳，伴随清露、好风，通过嗅觉、听觉的感受来透露夏夜纳凉的清爽舒适。诗境清新，近似孟浩然“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的境界。初三夜是新月始生之时，可见前两句未涉及视觉的感受是符合实际的。以下从初闻蝉鸣表达月思。闻蝉而动客思，是诗人传统，白居易此际故园之思落干洛阳之宅，既有竹林风清与当前境界接近的原因，更含寓早日辞官闲居的心情。诗由景及情，浑然一体，自然无拘束。
“涨痕添、半篙柔绿，蒲稍荇叶无数。”涨水后留下痕迹，水草丰茂，春景过渡到夏景的景象在词的开篇展露无疑，宋苏东坡《书李世南所画秋景》诗：“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纳兰虽然是取意境其中，但也运用得恰到好处。
“空蒙台榭烟丝暗，白鸟衔鱼欲舞。”柳条随风舞动，如烟似梦，而白鹭捕鱼的姿势很是优美，犹如舞蹈一般。纳兰欣赏着这美好的景物，仿佛置身于画中一般，“桥外路。正一派、画船箫鼓中流住。呕哑柔橹，又早拂新荷，沿堤忽转，冲破翠钱雨”。上片是写景，写出景色之美，而让读词的人也深陷其中，感受着这看似普遍，但却别有风味的景物，而到下片开始，则是借景抒情了。
“蒹葭渚，不减潇湘深处。”愁绪蔓延开来，深深荡漾开去，而霏霏细雨，细密如针织，仿佛雾气一样笼罩在四空，“霏霏漠漠如雾。滴成一片鲛人泪，也似泪罗投赋。”如同泪雨一样，好似是在为投江自尽的屈原悼念默哀。
纳兰心中的愁绪难以谱写，只有写入词章，以来聊表心意，“愁难谱。只彩线、香菰脉脉成千古。伤心莫语。”无言以对伤心事，看到这美好景色，却难以提起兴致，虽然是借着祭奠屈原来写出心中惆怅，但其实纳兰祭奠的是自己那无法言说的哀愁。
“记那日旗亭，水嬉散尽，中酒阻风去。”记住这美好的景象吧，不要总是记住过去悲伤的事情，那样只能苦了自己。
词人对屈原的凭吊语其实隐含了词人自己的今昔之慨和身世之感。同时这首词的亮点是，前面描绘的景色并非显得哀怨凄清，而后面抒情则细腻委婉哀怨，前后形成较大的对比，如此大的转折，更使这首词所抒之情深厚郁勃，沉致幽婉了。全词通过运用典故，寓情于景，将词人的愁绪与对恋人的思念之情表达地淋漓尽致。
这是苏轼的一首名词《卜算子》。现在通行的各个版本的词选中都有一个小序：“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据史料记载，此词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或元丰六年（1083年）初作于黄州，定慧院在今天的湖北黄冈县东南，苏轼另有《游定惠院记》一文。由上可知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被贬黄州后，虽然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但苏轼是乐观旷达的，能率领全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渡过生活难关。但内心深处的幽独与寂寞是他人无法理解的。在这首词中，作者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
上阕写的正是深夜院中所见的景色。“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漏”指古人计时用的漏壶：“漏断”即指深夜。在漏壶水尽，更深人静的时候，苏轼步出庭院，抬头望月，又是一个多么孤寂的夜晚呀！月儿似乎也知趣，从稀疏的桐树间透出清晖，像是挂在枝桠间。这两句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周围是那么宁静幽寂，在万物入梦的此刻，又有谁像自己这样在月光下孤寂地徘徊，就像是一只孤单飞过天穹的凄清的大雁呢？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像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物我同一，互为补充，使孤独的形象更具体感人。
下阕，更是把鸿与人同写，“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这是直写自己孤寂的心境。人孤独的时候，总会四顾，回头的寻觅，找到的是更多的孤独，“有恨无人省”，有谁能理解自己孤独的心呢？世无知音，孤苦难耐，情何以堪？“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在寒枝间飞来飞去，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度过这样寒冷的夜晚。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
这首词的境界，确如黄庭坚所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作者“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对孤鸿和月夜环境背景的描写中，选景叙事均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现今一般以唐圭璋先生的注释为准，他认为此词上片写鸿见人，下片写人见鸿。此词借物比兴。人似飞鸿，飞鸿似人，非鸿非人，亦鸿亦人，人不掩鸿，鸿不掩人，人与鸿凝为一体，托鸿以见人。东坡又有诗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二日与潘郭二生出郊游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并韵》）比喻人生来去如鸿雁，代代往复，生生不已。但一个人的经历又像春梦一样，去而无踪，难以追怀。可以作为对照。这首词应该是有政治寄托的，周济论词主“有寄托”与“无寄托”之说，以为“非寄托不入”，而“专寄托则不出”。东坡此词能臻此境，在于“非因寄托而为是词”，乃“触发于弗克自己，流露于不自知”。这正是苏轼的才学，气度，思想的体现。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