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失旧欢劳蝶梦，难禁新恨费鸾肠。今宵风月两相忘。
易失旧欢劳蝶梦，难禁新恨费鸾肠。今宵风月两相忘。
《胡旋女》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从开头到“天子为之微启齿”，共十句。主要是描绘胡旋舞的主要特点，以及胡旋女在跳胡旋舞时出色的惊人技艺。作者调动夸张、比拟、想象、渲染等多种艺术手法来描绘胡旋女的舞蹈场面，从开始“弦鼓一声双袖举”，一直到结束“曲终再拜谢天子”。其中主要突出快速旋转这个胡旋舞的主要特征。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象雪花空中飘摇，象蓬草迎风飞舞，其旋转飞转的车轮和疾风还要快，而且飞快地来回的旋转根本不知疲倦，转啊转啊，“千匝万周无已时”。 有人将诗中形容胡旋舞舞动速度之快的“奔车轮缓旋风迟”，误解为在车轮上跳舞。从现存史料看，胡旋应是在地面上进行的，方能做到“疾如风焉”。
许多历史记载也多突出这点，如杜佑《通典》说胡旋舞 “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 《旧唐书·安禄山传》说 安禄山“作胡旋舞疾如风焉”。元稹的《胡旋女》描绘这一特点甚至比白居易《胡旋女》中更形象：“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吸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转得那么快，观众几乎不能看出她的脸和背，这种描写正突出了《胡旋舞》的特点。此段的最
后一句“天子为之微启齿”是个过渡，由描绘胡旋舞的主要特点，以及胡旋女在跳胡旋舞时出色的惊人技艺过渡到批判君王对胡旋舞的沉溺，对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的宠爱，从而导致祸乱，唐帝国由盛转衰。
第二层从“胡旋女，出康居”到“死弃马嵬念更深”。主要写玄宗对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的宠爱，由此导致的安史之乱。先交代胡旋女是从西域的康国。说她们是被小国之君作为贡品献给大唐天子千里迢迢来到长安。然后，诗人笔锋一转，指出从康居来的胡旋女无法与中原的胡旋者“斗妙争能”。“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是说天宝末年社会风气逆转，百官和民间皆以学胡旋舞为时尚。“中有太真外禄山”以下八句则点出君主的喜爱是导致这种喜习胡风胡舞习尚的根源。特别点出玄宗宠爱善舞胡旋的杨玉环和安禄山：“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惑君心”是导致国家由治变乱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源。其中“死弃马嵬念更深”的“念更深”的含义更为深刻：它不仅暗示玄宗赐死杨贵妃是迫于无奈，也道出玄宗沉溺于歌舞的结局是既误国又害己。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对这“念更深”过形象的描述：“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即探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原因，批判当年曾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沉溺于胡旋舞导致安史之乱。
第三层，从“从兹地轴天维转”到结尾四句诗人认为，胡旋舞的盛行是“天宝季年时欲变”的征兆，因为它只能“迷君眼”、“惑君心”，使得唐王朝遭受了一次大劫难，“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接着，点破创作主旨，劝诫胡旋女不要只顾着跳舞；也来唱一唱我写的这首诗，给天子一些启示，让明君领悟这个历史教训。作者不直接劝诫宪宗，而是对胡旋女发话，这是一种婉曲的表达方式。比起元稹的《胡旋女》结尾直接谴责玄宗和直接告诫宪宗：“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表现手法要婉曲一些。
上片词人点明了时间和节令。即“五月”与“黄梅时节”。然后，他以“分镜头”的形式描写了“麦” “雨” “燕子”等富有节令特点的事物。“五月江南麦已稀，黄梅时节雨霏微”，在五月，水墨江南里，青绿的小麦稀疏错落在阡陌间，刚好是梅雨时节，雨丝绵绵地飘落下来，一派大自然的美景。“闲看燕子教雏飞”，纳兰怀着一份闲心静坐窗前，看着屋檐下的雏燕学飞，扑打着稚小的双翅，此时才明白生命之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景色是安定平和的。
下片将景色概括为“罨画”，又将目光转向了水边的美丽女子。“一水浓霏如罨画，数峰无恙又晴晖”，烟渡流水如同浓墨泼出来的山水画，静谧的山峦间隐约流露着雨过天睛的阳光。纳兰娓娓道来，一幅泼墨山水田园画就慢慢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令人沉醉其中，浮想联翩。颜色深处，是云青青兮欲雨；墨色淡处，是水澹澹兮生烟。“溅裙谁独上渔矶”，水边的布衣女子赤脚踩着鱼矶石，木槌轻举，捣衣声回荡在这寂静的田园里。这是原本一幅寂静的国画，捣衣女霎那间就打破了寂静，令画面变得生动鲜明起来。末尾一句，只用了一个“独”字，就为整首词笼上了深重的失落情绪。
这首词读来颇有《诗经》的清雅之趣，所描写的景象也颇具田园风格，原来幸福的彼岸并非功名利禄，而是内心的安定与平和。全词清新明丽，显示了纳兰词的又一风格。
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这首诗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桑干”、“葱河”、“条支”、“天道”都是边疆地名。整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伐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前四句写征伐的频繁。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旆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洗兵”二句写征行的广远。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此二句用其意。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道草中牧马，其征行之广远自见。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更深厚了，是善于铺排点染的笔墨。“万里”二句是此段的结语。“万里长征战”，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括，“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没有一点矫情的喧呶叫嚣之感。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李白将这段妙文熔冶成“匈奴”两句诗。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盈畴，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秦家”二句。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二句背后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诗人深邃的观察与认识，成为诗中警策之句。没有正确的政策，争斗便不可能停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相互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战马独存犹感不足，加以号鸣思主，更增强物在人亡的悲凄；乌啄人肠犹以不足，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出情景的残酷，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浓重的笔墨。“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此段。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也只能一无所获。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全诗以此语意作结，点明主题。这一断语属于理语的范围，而非形象的描写。运用不当，易生抽象之弊。这里不同。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诗意旨豁然。有人怀疑这一句是批注语误入正文，可备一说，实际未必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三段的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每一段是叙事的一个自然段落，也是感情旋律的一个自然起伏。事和情配合得如此和谐，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汉《战城南》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李白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发展出一、二两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明自己的主张。艺术上则揉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如古辞“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和“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此诗锤炼为两组整齐的对称句，显得更加凝炼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的独特风格。
这是一首豪气快意的小令，前两句先通过服饰、车马表明自己身居高位；接下来再正面抒发自己气吞山河的气势，以及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全曲写得气势非凡，一气贯通。
开篇两句呈现出一种华丽的贵胄之气和踌躇满志之态。“金鱼玉带罗襕扣”是从衣饰显示出其品阶，显然伯颜此时已身居高位，位列五候，甚是尊贵。他所佩戴的金鱼鱼符，所系的玉饰腰带，所穿衣服的扣子，无一不是达官贵人特有的佩饰，昭示着他们的门第身份和地位。
“皂盖朱幡列五候”，写的是其仪仗车饰，显示其位高权重。古代高官出行往往用黑色的车盖，红色的旗帜，即“皂盖朱幡”。元代并无裂地封侯之制，此处用“列五侯”来表明他身处高官显贵之列。
位高者权也重，对江山社稷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写的就是这层意思。疆域虽大，河山虽壮，却全在俺笔尖掌握。有一种站在河山之巅，俯瞰中华大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豪气。将河山之重与笔尖之轻相提并论，有举重若轻的洒脱与优游感。
“得意秋，分破帝王忧”的结句将作者的志得意满和豪气干云演绎到极致。据说作此小令之时，伯颜已率师攻破建康，与其他两路元军会师临安，南宋幼主已降。此时，正是伯颜建功立业的得意之秋。此句实际上是作者自明心志，建功立业并非是要图谋个人荣华，而是要为帝王分忧，其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的气魄令人感佩，难怪他病卒后，谥“忠武”。
这首小令朴实、飘逸，有豪迈之气，其中“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之句颇有宏大气象。前几句极言其“武”，英武和事功兼备。后面一句点题，表明其“忠”。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