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言志之作，表达了作者匡国济世的凌云志向。1903年中秋节，秋瑾与丈夫王子芳发生冲突，从家出走，寓居北京阜城门外泰顺客栈，后由吴芝瑛出面调解，而秋瑾下决心冲破家庭牢笼，投身革命。不久即东渡日本留学。
词的上片写与王廷均结婚八年，表面上过着富贵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奴仆不如”的生活，如今与其决裂，突破家庭束缚，实现了“求自立”的愿望。“苦将侬，强派作蛾眉”进一步说明表面上过着贵妇人的生活，实则奴仆不如的“八年风味”。“殊未屑”表明作者对贵妇人的生活，并不留恋，相反加以蔑视。上片主要表达了作者自己初离家庭时的矛盾心情，别具匠心。
词的下片写词人虽有凌云壮志，但知音难觅，不觉泪湿衣襟。作者平日虽以肝胆相照，真诚恳切，但不为世俗所了解，因此生活中常受折磨。离家以后，在大千世界中，不知去何处去寻找知音。找不到知音，又将会受折磨。想到这一点，作者不觉伤心落泪，也是很自然的。这种担心和忧虑，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革命者刚踏上革命征途的思想状况。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这四句是深入浅出的鉴湖女侠的自我写照，她运用“身与心、列与烈”两句四字谐音和意义不同的显著变化，来表达她的抱负、志向和思想感情的转变，正是上接“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这两句进一步的思想发展。紧接着表明她是一个“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的富有感情的人，但不幸偏遇着这么一个庸夫俗子的丈夫，因她穿着男装独自去看了一次戏，竟遭丈夫的辱打，不由她不发出“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这样的浩叹。
《鱼服》这首诗描写了少年诗人起兵抗清的壮志和决心。诗题“鱼服”即用典意，以喻明亡之后明王室贵人微服逃难，受人欺侮，处境艰危。
诗的首联写诗人随陈子龙起兵抗清的豪情壮志；颔联描写了抗清的军旅生活；颈联诗人用祖逖之典故来激励自己；尾联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坚定决心。全诗语言华美，气势昂扬，洋溢着一个少年英雄的爱国思想与文学才气。
首联是说诗人自己投笔从戎，随陈子龙起兵太湖，誓师灭清。东汉班超曾因出使西域有功，汉明帝任他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诗人在此借指陈子龙。“月支”诗中喻清朝，此用其事以明登坛拜将，誓扫顽敌之志。
颔联是说宝剑锋利，不怕清朝势力强大甲衣氏便，正宜秋天夜战。“胡霜重”，是承上句“月支”而言，明谓西北霜重，实指清朝势力强大。“汉月”，表明了诗人复明的意念，清朝的势力虽然统治了中国，但照耀大地的依然是那一轮汉家之月。
颈联上句是说诗人自己要效学晋代祖逖，矢志灭清；下句是说清军亡明，明王室流亡，处境艰危，触目惊心，自己未尽同舟共济之义，心中抱愧。“鸡鸣”、“击楫”之事，见《晋书祖逖传》。诗人引用此典，足现复明之志。
尾联，诗人表示要终身在民间从事活动，灭清复明。“湖海”，是与朝廷相对而言的，喻指民间。“茫茫恨”，说明诗人无限的亡国之恨。末句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报仇之志。
夏完淳的诗歌创作，曾受陈子龙复古的影响，所作有摹拟之句，文字倾于虚华，但十四岁从军以后，诗中就出现了浓烈的战斗生活的气息，表现出悲壮激越的风格。《鱼服》一诗可算代表之作。此诗虽仅四联八句，但用典达六处之多，且典典贴切诗意，年氏诗人灭清复明之志，反复申述，层层得以展示，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也”。同时，从诗中又可看到诗人那过人的才华和深厚的文学修养。王弘撰《夏孝子传》称其“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奇中”，当为确论。
上片从乐曲方面来描写(乐曲的演奏者、乐曲旋律的复杂变化、乐曲声律的高雅等)，侧重正面描写、直接描写。
下片从听者方面来描写(气氛感受、典故联想、景色渲染等)，侧重侧面描写、间接描写。
作者对“关塞风寒，浔阳月色”这两种曲调，两个意象特别敏感。即使在“天气暖犹轻”的“落红”暮春季节，孤冷心绪被琵琶女的“旧谱与新声”挑拨得愈发凄楚。
张伯淳系由宋入元的士子，其前朝情结不易轻去。早年即由科举仕进的阅历，使他在南宋败亡后深深怀抱一种被弃无靠的漂泊感。听到曲终，“怀抱转分明”，这是一种知音感，一种借酒浇愁之后的欣慰满足感，尽管其愁仍未消却。昭君出塞是“去国”，浔阳江头商人妇是“弃妇”，张伯淳从中觅得了通同的感受，于是“红颜”薄命与“青衫”落魄，真也“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唯其如此，他盛赞之为“天然律吕”，因弹奏出了真情，远非嘈杂的虚假热闹的“秦筝”之声可以比拟。而且认为不论“百喙春和”地烦人还是“群喧夜寂”地沙漠一片，有此琵琶曲“老凤孤鸣”就足够了。读此词，不能轻忽“幽情”的“寄”字，“似醉还醒”的“想”字。曲调传情，是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