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
这是一首古诗，前四句运用反衬、对比手法，抚今追昔，感慨今日的沧桑，流露出诗人遭贬南行的惆怅落寞情怀。“去年上巳洛桥边，今年寒食庐山曲。”农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这一天按古风要去水边祓除修禊，驱除鬼魅，同时也是文人聚会吟咏的日子。去年那一日，诗人还在洛水边参予修禊盛事，与同朝文士饮酒赋诗，享尽荣华，而今却已是遭贬谪之人，独自在庐山脚下度过此清明寒食节。“去年”，“今年”，对比鲜明。一年之隔，诗人处境大不相同，诗中虽只字未提遭贬之事，但通过地名“洛桥边”与“庐山曲”的对照，失意之态清晰可见。寒食节正是百草千花的大好时节，眼前又有景色秀丽的庐山，诗人毫无欣赏兴致，反念于“去年”上巳洛桥边修禊事，对京华游乐的追忆和向往，也透露出诗人此时内心的孤独凄切，三四句是想象中的京华与眼前的现实相对照。第三句上承首句而发，巩县在洛水西岸，为洛阳近畿之地，诗人由“去年”的洛桥修禊，联想到“今年”繁华的京洛风物，“去年”底离开洛阳时，还是隆冬时节，此时已是春归大地了，洛阳城内，应是满城飞花、春意盎然了。“遥怜”二字，写诗人身为逐臣，不忍离京却无奈被逐出京，此时身在江州，回望京洛，只能遥遥寄情于花树了。江州古属吴地，故诗中称江中小洲为吴洲，诗人身在江州，回望京华，遥怜洛阳草木花树，但眼中所见，唯江中小洲，一片新绿而已。后四句感物思归而不得，抒发断肠之悲。先重复“吴洲春草”以承上启下，诗人有感于眼前春光，归思更切，“感物思归怀故乡”是诗中的情感主线，“故乡”，即指洛阳，宋之问虽不是洛阳人，但他长期在此生活，感情深厚；同时相对于他即将要去的南方而言，整个北方、整个中原都是他的故乡。结句“驿骑明朝发何处？猿声今夜断君肠。”自我设问，感情痛切哀婉，身为逐臣，想返回京洛是不可能的，明朝骑马上路，只能依然南行，因此夜闻清猿悲啼，更添肠断之痛。
此诗前四句侧重于“感物”，着力渲染满眼春光，逗起今昔之思，以洛水修禊与庐山寒食的对比；后四句侧重于“思归”，直抒满腹乡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遭贬南行的哀伤，情思深婉含蓄，语言清丽自然，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写张元康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开头两句反意点化运用唐代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句，扣题写当前别情，非常深厚的父子别情。这不仅点明了“省亲”的缘由，而且点明了“省亲”的走向。君去的地方正是经过秦川再往西走的“阳关”。言辞双关，情意绵绵。第三、四句写张氏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即是用“白马”，“皂貂”等贵重物品厚待，留也“留不住”。“回首处”，想象中自己与对方分手后的景物，凤翔城将看不见了，所能见到的是“天霖雾”，所能留下的是天际的空旷，对词人的思念，颇有人去城空的孤寂感、悲伤感。
下片写想象中张元康到达家前后的情景。第一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一个镜头：繁华的故都长安已是落英缤纷，暮春届至。第二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二个镜头：“长安花似雨”，而故关的杨柳刚刚花絮飞舞，春光明媚。第三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三个镜头：“渐见”众多兵士带着“靴刀”，像迎接高官，列在道路的两旁，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三个镜头一叠印，恰好成为张元康省亲美好的大背景，于是立刻推出第四个镜头，即张氏到家后，出现如“风流膝上王文度”似的或泪流满面，或相对无言的镜头。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张氏父子那种天伦之乐趣感动众乡亲的场面。这是不同寻常的父子关系，而且集典型化了的中国传统人伦美的血统关系。与开头对照，叫人喊出“一曲《阳关》情几许”的动人心音。
全词，以人物行为为结构线，把友情与亲情编织成为一曲“西出阳关有故人”之颂歌。尤其下片的几个镜头极为迷人：“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靴刀迎夹路”，“风流膝上王文度”。这里充分揭示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是真善美；乡情、友情和亲情比什么都重要的这一朴素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