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的开头叙述了作者从同僚张评事处看到柳仲郢的手礼。接下来，作者用充满感伤气息的笔调叙写自己丧妻以来的处境与心情。然后作者用“所赖”二字一转，折入对府主知遇之恩的感激。最后，才揭出辞赠止意。这封信连用典故，均极雅切，流丽圆转。
信的开头叙述了作者从同僚张评事处看到柳仲郢的手礼。并听到张评事传达柳的旨意，要给自己一位官妓作侍妾。这几句以散句起，口气在亲切中显出恭敬。这是写信的缘由，全文即围绕此事展开。
接下来，作者用充满感伤气息的笔调叙写自己丧妻以来的处境与心情。王氏于是年春夏问亡故，距写信时不过半年左右。故说“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这里比喻丧偶，而自己遭此变故后形毁骨立的情状如见。“灵光独存”比喻亲故零落，仅余已身，而孑然孤立、形影相吊之处境可想，用典精切而富形象感。然后，又进一步说到，自己所眷恋的儿女，年纪尚幼，无暇提携照顾。每当咏读前贤关爱儿女的诗文，不免勾起自己的辛酸。陶、庾诗文巾所言子息，皆属幼龄，用以映衬己方，正是恰到好处。作者对幼儿弱女充满爱怜，王氏死后，他有诗说：“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在梓州关于“小男阿衮”亦有诗云：“渐大啼应数，长贫学恐迟。寄人龙种瘦，失母风雏痴。”此次只身远赴东川，撇下儿女，自不免更添天涯漂泊之悲。以上一路写来，仿佛只是在诉说丧妻后的孤孑凄伤，但读者从这充满哀感的叙说和对亡妻弱息的深情中，已不难想见作者对赠妓一事是何反应。
接着，作者用“所赖”二字一转，折入对府主知遇之恩的感激。“锦芮象榻，石馆金台”，正渲染出礼遇的隆重，而“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则正是自己“效命旌旄”的行动。从“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的话语看，柳之赠妓自含慰其异乡孤独之意，故有此半是感激、半是表白的说法，其中隐隐透出作客依人的辛酸。然后，又以“兼之”领起，转进一层，说自己早岁有志学道，到东川后，更加深了平生之所好，历尽坎坷之后，早已自安于禄命衰薄之境，而对玄门的精义稍微懂得了一点头绪。这是用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含蓄地表叫，对于男女情爱一类事，已经再也无所追求了。作者早年曾一度在玉阳山、王屋山隐居学道，所谓“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就是。中年入仕以后．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无辜蒙受打击，只得栖身幕府，漂泊天涯；义遭妻子王氏之丧，转而虔诚事佛，欲从中寻求解脱烦恼之方，这里以“兼之”“及”“更”，蝉联而下，婉转表达自己绝意情爱的意思。接下来，又用“至于”二字提起，正面表白自己在一些篇什中虽曾描写过“南国妖姬”“丛台妙妓”。却“实不接于风流”。无论是“借美人以喻君子”，别有寓托，还足抒写感受体验，非即纪实，都说明自己并不是热中艳情的人。以“虽有”先让一步，用“实不”随即翻转加以否定，一纵一收，将自己生性并非重色这一点有力地强凋出来了。
自己方面的原因，从悼亡之悲、子女之念、报效恩知、志在玄门一直写到性“不接风流”，已经将尢意于纳妾之意表达得非常充分了，下面便换另一角度，从张懿仙的经历、身份方面说。从下一段文字看，张懿仙大约原曾得柳仲郢的宠爱，后来又曾托身柳的某一僚属。当时乐籍歌妓俯仰随人虽属常事，但在对男女情爱持较为严肃态度的作者看来，卸感到不合适。因此他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说：“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坠月，窥西家之宋玉，恨东舍之王昌？”难道还要让她再渡鹊桥，投入别人的怀抱，成为窥墙密约的女子吗？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对张懿仙这类女子命运的同情，但以“雅谑”的形式出之，便不至冒犯府主的尊严，更不会拂逆他的“好意”，措辞委婉得体。四句连用四典，均极雅切，且流丽圆转，一气贯注，读来有声情摇曳之致。
最后，方揭出辞赠止意。作者一方面感激府主的“恩私”，同时又委婉表明“非所宜称”，希望对方顺应自己的愿望，收回赐妓的成命，使人们不致对自己的品德产生错觉。作者把“赐寝前言”看作府主对自己的爱护，这是特别动听的。
一位幕府主人，出于对幕僚处境的同情，而有赠妓之举。辞谢这种“恩遇”，是很难措辞的。作者却能诉之以情，明之以理，既不拂逆对方的好意，又使对方充分了解自己的情性，从而“赐寝前言”。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作者恳挚的情感性格，还可以看出他善于辞令和驾驭骈文形式的圆熟技巧。隶事用典和骈偶对仗不但没有成为表达感情的障碍，而且成了更有效地表达感情的一种凭借。华不伤真，本篇是典型的一例。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