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陶渊明善于把人所共知、反习而不察的人生体验指点出来，而且用的是极自然极简练的语言。这往往使人感到又惊讶又亲切。此二句即一好例。诗人回忆自己少壮时代，即便没有遇上快乐的事情，心里也自然地充满了欣悦。对于人类来说，珍惜生命价值、珍惜寸阴之精神乃是长青的。“无乐自欣豫”的“自”字，下得准确而微妙，直道出年青生命自身无穷的活力与快乐。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向上的生命情调。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向上的精神生命受了文化的教养，便升华出“猛志”。按照传统文化，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志向。“猛志”之猛，突出此志向之奋发、凌厉。“逸”，突出此志向之远大、超越。“骞翮”即展翅，“翥”者、飞也。猛志所向，超越四海，有如大鹏展翅，志在高飞远举。以上四句回忆少壮时代生命情调，诗情从容之中，而有飞扬之势。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年光苒苒流逝，当年那种雄心，渐渐离开了自己。诗情由此亦转为沉抑。“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即便遇上了欢乐的事情，也不再能欢乐起来，相反，常常怀有深深的忧虑。此二句写出人到中年、晚年之体验，与起笔二句形成深刻对照。诗人对自己的遭遇、时代，一概略而不言，唯反求诸己。所以写出的实为一种人生体验之提炼，一种生命自身的忧患意识。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气力渐渐衰退，转而感到一天不如一天了。深感形体生命的逐渐衰老，这还仅仅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一层次。“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壑舟”语出《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此处是借用“壑舟”喻指生命。观下二句中“止泊”二字，即承“壑舟”而来，可证。此四句，语气连贯为一意群。生命耗逝，片刻不停，使自己不得停留地走向衰老。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未来的人生道路，不知还有多少途程，也不知生命之归宿将在何处。联系上文之“猛志”及下文之结笔，则此二句之意蕴，实为志业未成之隐忧。生命日渐有限，而生命之价值尚未实现，这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二层次。
结笔乃更进一层：“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生命之价值是在每一寸光阴之中实现的，寸阴可惜。古人珍惜寸阴，顾念及此，不能不使人警惧怵惕！珍惜寸阴，念此警惧，足见犹思奋发有为，此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三层次，亦是其忧患意识之一提升。结笔二句，深沉、有力。其启示意义，乃是常新的。
渊明此诗之主题意义，为一种生命之忧患意识。此种忧患意识之特质，是形体生命逐渐衰老，而生命之价值尚未能实现，终于产生再奋发再努力之自我觉悟。按照中国文化传统，主体价值之实现，有三种模式。“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立德是为第一义。陶渊明之一生，于立功的一面，虽然未能达成，可是，在立德、立言两方面，却已经不朽。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可以说，若没有“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之精神，陶渊明之成其为陶渊明，将是不可想像的。
此诗在三个时间点上辐射和展开意象：其一，回首过去，生命意象是展翅高飞的大鹏，情调是“昂扬”、“欣豫”；其二，察视现在，生命意象是生命力锋颖的衰颓与磨损。情调是“忧虑”“无复娱”；其三，眺望未来，生命意象是前途无几许的孤舟。情调是“忧惧交加”。时间的跳跃交错，生命的盛衰交替，情调的忧、乐、惧交织，使此诗仿佛是一个时间与生命的三重奏，展现了丰富而深沉的人生体验的全过程。
全幅诗篇，呈为一种苍凉深沉之风格。诗中包蕴了少壮时之欣悦，中晚年之忧虑，及珍惜寸阴之警惧。诗情之波澜，亦由飞扬而沉抑，终至于向上提升。全诗体现着陶诗文体省净而包蕴深远的基本特色。这种特色，实为中国诗歌艺术造诣之一极致。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
汉乐府鼓吹歌十八曲之《君马黄》歌辞为：“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按明人胡震亨解释，这是一首隐言交友不终，各奔东西的诗歌。但“后人拟者，但咏马而已”，似未解其意。诗人李白不但深得其解，而且加以发明之，借以歌颂朋友相知相救的生死友谊。
开头四句咏马起兴，以马色之不同作反衬，言人心之无猜。马色一“黄”一“白”，对照鲜明；马色与人心相比，一异一同，相得益彰。接下二句承上而来，写“我”与友人骑马外出游乐，双双行进在洛阳路上。洛阳是东汉的京城、唐代的东都。那里市井繁华，名胜林立，是游冶之佳处。“双行洛阳陌”一句不仅点明此行之豪壮，而且表现了行影不离之友谊。这好似李白与杜甫的交游：天宝三载（744）三月，李白得罪了高力士被放出翰林院之后，曾到过洛阳一次。当时杜甫也在洛阳。于是两位大诗人相会了。从此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翌年，杜甫在齐州所作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中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虽是他俩同游历下的情景，但从中也可想象到他们当初在洛阳相识时，也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的。
下二句为了渲染人物之显赫，还描写了他们的衣着和饰物：佩着长长的宝剑，闪闪发光；戴着高高的红冠，十分耀眼。这样的装饰，不仅表现了外在美，而且揭示了他们超凡的精神世界。爱国诗人屈原在《九章·涉江》诗中说：“带长剑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他之所以“好此奇服”，是因为怀信侘傺，不见容于世，故迥乎时装以示超尘拔俗。李白与屈原千古同调，所以其崇尚也有相似之处。
“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二句一从经济着笔，一从政治落墨，意在表现他俩不寻常的社会地位。以上二句极言他俩家资丰厚，靠山坚实。
“猛虎落陷阱，壮士时屈厄”二句转写友人遭到了不幸：正像奔突的猛虎有时不免误入陷阱一样，壮士也会遇到暂时的困迫。猛虎乃兽中之王，啸震山岗。落难亦不落威。此句以猛虎作比，言壮士落难后仍不失当年之威风。
最后两句紧承上句诗意，既是对落难朋友的回答，也是诗人情志的抒发。“相知在急难”一句正体现了“危难见真交”的至情。俗语云：“人在难处思亲朋。”能急友人之难的人才是真正的“相知”，所以诗的最后说：一个人自顾自身修好，那会有什么益处呢！此句似他问似自语，余意不尽，惹人深思。
这首诗虽然以乐府为题，写汉地言汉事，但诗的主旨却是为了以汉喻唐，即通过咏史来抒发诗人贵相知、重友谊的襟怀和赞颂朋友间彼此救助的美好情操。
此诗采用乐府体，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歌色彩，而且融进了李白诗歌所特有的豪放风格。语言明快而活泼，格调清新而自然，字里行间充满了豪宕之情。因此，高棣说：“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第三卷《正宗》）
李白感情充沛，瞬息万变。为适应感情表达的需要，他的诗在结构上也变幻多端。此诗也如此，言事抒情既一气呵成，又抑扬有致。开头至“俱为五侯客”，是平叙，但调子步步升高，至“长剑”以下四句蓄势已足，然后突然一转——“猛虎落陷阱”，好似由高山跃入深谷，诗调变为低沉。最后二句调子又一扬，既承且转，似断实联。全诗一波三折，跌宕生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