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
按余冠英的说法,这是一首描写歌舞晚会场面的小诗,只有欢乐而已,没有多深的政治意义。
在一个贵族欢宴的场合,有一个身份高贵的青年男子,在中央为大家起舞助兴。只见他一幅少年得志、得意洋洋之态,边舞蹈边吹奏笙竽之类乐器,人们欢呼雷动。他得意之际,便左手执定乐器,右手来招呼诗人与他协奏《由房》之乐。受这种氛感染,人人都能感到无比欢欣快乐。接着写这位男子狂欢之余,放下乐器,开始跳起舞来,其乐陶陶,令人陶醉。他左手执定羽旄,右手招诗人与他共舞《由敖》之曲。场面欢畅淋漓。
诗共二章,摄取了两组歌舞的画面,一是奏“由房”、一是舞“由敖”。“由房”可能是“由庚”、“由仪”一类的笙乐,属房中之乐。胡承珙《毛诗后笺》:“由房者,房中,对庙朝言之。人君燕息时所奏之乐,非庙朝之乐,故曰房中。”而“由敖”可能即骜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敖,疑当读为骜夏之骜, 《周官·钟师》:奏九夏,其九为骜夏。”今天已不知两舞曲的内容,但从君子(舞师)“阳阳”、“陶陶”等神情上看,当是两支欢快的舞乐。“其乐只且”恰恰说明其乐之甚。“只”,韩诗作“旨”;《诗三家义集疏》:“旨本训美,乐旨,犹言乐之美者,意为乐甚。”
诗的格调流美。所演奏的是房中宴乐,乐曲比较轻快,而演奏者本人也自得其乐,《程子遗书):“阳阳,自得。陶陶,自乐之状。皆不任忧责,全身自乐而已。”想见舞师与乐工是乐在其中。诗人为乐工,故诗中“我”在描写歌舞场面时也就比较轻快这与《王风》其他篇章那种苍凉的风格迥然不同。
如果按朱熹的解释,此诗写夫妻歌舞为乐。丈夫邀请妻子一起跳舞,由妻子唱出来,表现了他们自得自乐、欢畅无比的情绪。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写夫妻恩爱、歌舞自娱的情形并不多,多的是征夫愁弃妇怨。因为这样做,至少要这样一些前提:两个人情深意笃,有较高的修养和情趣,以及拥有较多的闲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夫妻,大字不识的衣夫,恐怕难以歌舞自娱。由此可以推断,此诗的主人公大概应是殷实人家,或是已经衰落了的世家子弟。这也容易让人想到,闲暇是人们自娱自乐、吟诗作画、游山玩水的重要前提。整日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不会有此雅兴。
《种柳戏题》一诗,是柳宗元现存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之所以说其“别具一格”,是因为柳宗元这位对待写作从来都比较严肃的诗人,在此诗中,却一改自己平时的风格,紧紧扣住诗题中的“戏”字,将一个严肃的主题,用嬉戏的笔调表现出来。
首先可见到首联两句,先交代了人物、事件和地点,仔细想来,种柳劳动也含蓄地暗示了其时间自然在春季。其中所提到的柳江,即西江的支流,流经柳州,此乃地点所在也。另外在语言上,诗歌一开始,柳宗元有意运用似乎有点“绕口”的句式,两句十个字,居然嵌入了四个“柳”字,既照应了诗题中的“戏题”二字,又使读者感到极度新颖,极度别致,自然而然地调动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使人感到妙不可言。
而颔联针对上联所写发了一番感慨,先想像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人们谈笑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绝不是作者的自夸,实际上,作者心里非常明白,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能亲自参加公益劳动的“一方诸侯”实在少之又少,因而有这样的自信。
前两联柳宗元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展开描写,使诗题中的“戏”字落到了实处。后半段的戏笔的成分似乎已大为减少。在此两句中,诗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自己美好的希冀:硕大的树冠应当能遮蔽住骄阳覆盖着大地,高耸的树干一定能长大成材高人云天,坚信自己今天的举动将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这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后面画龙点睛的议论。
而尾联中,诗歌运用了“思人树”这一典故。并以议论的口吻,表达了诗人努力造福于民的强烈愿望,感情真挚,让人不禁感同身受。
不过,虽然作者力图使这首诗基调轻松、语言幽默,但由于诗人的经历、秉性以及所表达的主题的需要,事实上,诗歌是越写越严肃,越写越接近自己的一贯风格的。
纵观全诗,诗篇先在题目用“戏”笔写出重大严肃的主题,收到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又避免了空话大话,避免了自吹自擂的奇特效果,这样来写,首先为诗歌的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除了头一联是叙述事情,是实写外,其他各联,或为推测,或为希望,或为议论,总之都是虚写。这种诗歌结构,不太像唐诗,更接近于宋诗的风格。由此可知作者并不想把种柳劳动当作诗歌的中心来写,而是通过种柳这件事,借端说理,表达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惠于民的做官准则。这思想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许直到现在仍然有其不朽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诗包含着风趣和幽默,但又不失丰富思想感情,细细读之,着实让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