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景，借鸟语传情。辛弃疾对他的重新出任，并没有一般失意文人在偶然得意时的那种“春风得意马啼疾”的快感。相反，他写了这样一个开头：“细听春山杜宇啼，一声声是送行诗。”当他在春山间行走时侧耳倾听，杜鹃鸟一声声长啼，很有抒情意味，仿佛是为他而写下的抒情诗一样。然而杜鹃的啼鸣，古人都以其声如“不如归去”，能动旅客怀归之思。那么作者只见它送行的殷勤，不觉它劝归的意思，显然是在装糊涂。这里说“送行”，是嘱他别忘归来之意，表达了作者未出行即思归乡的心境。末句突然一个反顿：“朝来白鸟背人飞。”借白鸟见他出山，就因怨愤背飞而去来显化自己的矛盾心情。这里仿佛是目遇心感，随缘而得，但其实是经过构思，富有深意的。因为第一，作者用了自己的旧典：当年他初隐带湖，就在词里表示过与盟鸟结盟，永不背叛，（《水调歌头·盟鸥》）而今居然食言了。第二，作者还借用《列子》典故，表明当人有了机心之后，白鸥自会识破而远飞避害。而今白鸥见他就背飞而去，显然是不满于他那欲有作为的机心。所以白鸟这个意象，虽然取象于当前，但一能显示他的自笑机心，二能显示他的自笑背盟，措意曲折而深隐。
下片写情，借典故寄意。前两句，借汉代隐士郑子真屡受诏书而不肯出，东晋大隐士陶渊明一挂冠即至死不仕的典故，表明当年自己也曾像郑子真，陶渊明一样，隐于岩石下，手把菊花饮。末句突然一个反转，以前人讽刺同隐者违约出仕而作的《北山移文》，来自嘲自己的愧对山中故人，不能像郑子真，陶渊明一样坚定其志，却是半道背盟了。这次出山，与其说是为国家建功立业，不如说是对这些年来久已习惯了的“隐逸生涯”的背叛。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待山中故友起而讽刺自己，就已经感到这种大谈归隐之趣后再出仕的行为可吃可羞，说“而今堪诵”，这表明，作者此时确实面临着心理上的压力。这压力，是作者用世与避世的矛盾心情的充分反映。
这首词在表现手法上，借物借事传情达意，把准确和曲折的效果相结合。在结构上，上下两片都采用前二后一的逆转句式，使重心落在每片的末句。而两片之间，结构对称，表意均衡，显得整饬、有力。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
首句的“病起多情”是全诗的主脑，“病起”是身体状况，“多情”是因为病，因为春怀，还有门外的春景。一个人缠绵病榻多日，今天身体好些，能够出外走走，而外面是足以感人、使人留恋的初春美景，诗人自然多情。在这样的心情指导下，见到的景色也变得多情起来。于是，院中的白日、似乎迟迟不坠，将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诗人尽情领略眼前的春光。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候，也是在室内很久的病人乍一出门的最直截的反应，写得很自然。次句“强来庭下探花期”是承首句说，“强来”是“病起”的进一步说明；“探花期”又是“多情”的表现。
次联依“庭下探花期”展开。诗人漫步庭院，欣赏着早春景色，只见病前所见的积雪都已消融，和暖的春风吹满大地，使人懒洋洋地，他便倚着栏杆，久久不想离去，一直到黄昏，太阳即将下山。前面已有“白日迟”句，此联又重说赏景到日暮还不走，他站的时间之久，对景色的多情就得到了深刻的描绘。诗在写景时不仅仅是注目风景，而是把自己嵌入景中，与景物融合成一片。因此宋张九成在《横浦日新录》中称赞说：“此自可入画。人之情意，物之容态，二句尽之。”诗也成为众口称赞的名联。
下一联又接上“人倚阑干”写。诗人倚栏杆这么久，看得这么细，他见到是眼前蜂蝶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遍地长着兔葵、燕麦。诗在这里特地把“有意”与“无知”对举，蜂蝶是有意，为春色而繁忙，兔葵、燕麦是无知，默默地生长。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使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带有感情，衬托出自己的主观思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这二句都有出处。出句是化用了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句，也参考了杜甫《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的“蜜蜂蝴蝶生情性”句。吕本中在这里借用，显然不单单是描写小昆虫的热闹，赞赏春天的蓬勃生气，而是由它们所交织成的气氛中，感叹自己的孤寂。对句是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中的话：“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也是藉此含蓄地寄托自己凄然的神思。
上联通过景色，加以主观情感，使诗进入一种幽独伤感的氛围，诗人伤春的情调已经流露出来，尾联就以情语作结，将前三联作一大收煞。诗说小池边的垂柳在春风中飘荡多姿，可我即使要去折它，折了又送给谁呢？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乐府有《折杨柳》专咏送别。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结，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惟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
词题为“送春”，词人感叹春色、春事，实际上是借以哀伤宋朝故国的沦亡，全词即围绕这一题意展开。
上阕前三句以“春汝归欤”发问，向读者展现出春将归去的场景：风雨蔽江，烟尘暗天，春天像一个要归家的行客，即将远去。词人面对春天的归去，心有不甘，因此小心询问：春天你真的要走吗？然而春天不顾词人的留恋，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走时风雨交加，百花凋零，烟雾漫天，一片凄然。那么春天究竟能走向哪里呢？词人从东、南、西、北四个空间方位将春天可能走的方向一一呈现：北有险关挡道，南有旷漠阻隔，东至江浙，西到八百里秦川，到处都是芳草遮渡口，飞花塞道路，春想归去，却无家可归。所幸的是还有一个蓬壶仙岛，可以小居百年。那么，既然四处无路，词人为何冒出一句“小为蓬壶借百年”呢？原来，这一句正是喻指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偏处江南一隅的上百年历史。通过此句隐喻，整首词借伤春、送春、问春来寄托哀悼北宋南迁，终致南宋灭亡的主旨便愈见清晰。之后，“江南好，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的问春，也就有了着落。南宋朝廷偏安江南，置北方失地于不顾，肯定是认为“江南好”。但是，既然“江南好”，缘何仅寄居百年就匆匆离去了呢？这“问夫君”，字面上看是女子问丈夫，但这“君”，实际上正是指南宋的最高统治者。词人深责南宋当政者不思进取，全无志气，自甘沉溺江南l临安这个洞天福地，最终致江南国土尽失。“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一问，问得尖锐、深刻而又满怀沉痛和哀伤。
下阕则集中写南宋灭亡后让人“堪怜”的春色。这“江南正是堪怜”与上阕“江南好”形成对比反差。“但满眼杨花化白毡”，表面上言春色已尽，实际上在词人眼中，这如同大地披丧服，处处寄寓着作者为故国沦亡的哀悼之情。接下来“看"字引领的四句，描述南宋宫廷如今长满野草，蜜蜂和蝴蝶在昔日的帝王台上飞舞。故国何以如此，词人没有正面作答，但在字里行间却埋藏着词人那颗被压抑的对故国眷念的赤子爱国之心。在这颗跳动的赤诚之心上，既淤积着痛恨宋朝君臣无能的愤懑，又弥漫着个人无能为力的痛楚。情已至此，词人干脆抛开前面的比兴象征，直接宣泄自己迷茫彷徨的忧伤：“我已无家，君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春色已尽，国运到头。词人犹豫徘徊感到前途渺茫，即使握有七彩珍宝做的马鞭又能怎样，难道还能使时光倒流？春天重回，国运复振？一切都晚了，一切复兴赵宋王朝的梦想都是枉然。全词在“风回处，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三句后戛然而止。国家虽已败亡，但词人仍眷恋于故国不愿离去。在一声珍重的问候中，将词人对故国的眷恋融会其中，真是语短情长，令人回味。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这首诗是元好问针对元稹评论杜甫的言论的再评论。元稹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特别推重杜甫晚年所写的长篇排律诗“铺陈始终，排比声律”，认为这方面李白连它的门墙也达不到。的确，杜甫在诗歌语言艺术上是很下功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杜诗格律严谨，对仗工稳，尤其是晚年的长篇排律更为精细，“晚节渐于诗律细”。这是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过于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如，后来宋代的江西诗派也杜甫为宗，但侧重于杜甫诗歌炼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诗歌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忽略了杜诗多样化的风格和艺术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问对元稹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
杜甫的晚年的长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赠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问认为杜甫的排比铺张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元稹过分称颂这种手法，单把“排比铺张”当作不可逾越的藩篱，是错把似玉的石块当成连城璧了。这也体现了元好问反对过分讲求声律对偶以及对诗歌社会现实内容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