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朝为官时的欢乐。开头两句从退朝以后说起:“飞骑轧,鸣珂碎醉,写出了他们退朝以后联骑奔驰的快意情状。“齐歌醉两句写他们公余之暇的征歌逐舞,有动听的歌声,有婀娜的舞姿。他写这些,主要是表现他们得意时期的深契豪情。“严鼓断醉两句里,可以想象得到,他们酒酣耳热之际,会纵谈国家大事,会谈诗论文,如果有他们的老师苏东坡座的话,气氛会更加活跃,一定是庄谐杂出,议论风起。可惜政治风云的突然变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公元1094年(绍圣元年),章执政,元祐党人都被贬官,他和秦敦等人观连遭贬谪,不复相见。
词的下片写他对秦观的沉痛悼念。“洒泪谁能会醉表明自己的哀苦心情没有人能够领会,其实他的哀苦心情是不难领会的,他是悼念秦观,实际上也是自悲自悼。秦观已死,坟有宿草,而他仍奔赴贬所途中,岂能久生!他追和秦词的次年亦即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果然死宜州。“醉卧藤阴盖醉,用的是秦观《好事近》词中的句子。由秦观的词,想到了秦观的死,他感叹“人已去醉而“词空醉,言外之意是对秦观之死,表示痛惜。“兔园醉两句里,更强烈地表露出他的痛惜心情。“高宴醉之所以“悄醉,“英游醉之所以“改醉,是因为秦观已不人间。他赞赏秦观的学识与才华。秦观之死,对他来说,是失去了一位交谊深厚的朋友,秦观死的时候才五十一岁,是无情的政治风波吞没了他的生命。“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醉秦观的死,使他感慨百端。这是全词的警句,集中地表现出他的沉痛情绪。
这首追和秦观的《千秋岁》词,是非常老成的作品。感情深沉郁勃,上片的欢乐,与下片的悲愤,形成强烈的对比,反映出政治局面的重大变化,从中抒发出悼念故人的深情,同时也表露出自己的身世之感,切身之痛。“波涛万顷珠沉海醉和秦词末句“飞红万点愁如海醉相比,不相伯仲,比起孔毅甫和词末句“仙山杳杳空云海醉,却又要劲健、形象得多。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秦少游被贬官,曾经在梦中作词,词中说:“醉卧在古藤树荫下,了然不知南北。”(友人秦观)竟于元符庚辰年在光华亭中去世。崇宁甲申年间,我来到宜州,途中路过衡阳。我看了秦观的遗迹,开始追和他的《千秋岁》一词。
还记得,在小园边的百花丛外,我们一同退朝。马儿飞驰,马头的玉饰敲击作响。宴会上,歌声像云,在羽扇旁萦绕,舞蹈像风,在丝带间回旋。急促的鼓声突然停歇,杯盘放得乱七八糟,我们仍相对欢笑。
就算挥洒泪水,我们又怎能再会?只得醉卧在如伞盖般的藤阴。友人离去了,唯有词空空地还在。朝中的美宴不复,我们四人的郊游的时光也不再。再感慨,愁绪如万顷波涛中的小珠,沉入深海。
注释
元符庚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
藤州:州治在广西藤县。
崇宁甲申: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
珂:马笼头的装饰。
严鼓:急促的鼓声。
兔园:汉梁孝王园,指代朝廷。
虎观:汉宫中讲论经学之所。后泛指宫廷中讲学处。
英游:英俊之辈;才智杰出的人物。
词的上片写朝为官时的欢乐。开头两句从退朝以后说起:“飞骑轧,鸣珂碎”,写出了他们退朝以后联骑奔驰的快意情状。“齐歌”两句写他们公余之暇的征歌逐舞,有动听的歌声,有婀娜的舞姿。他写这些,主要是表现他们得意时期的深契豪情。“严鼓断”两句里,可以想象得到,他们酒酣耳热之际,会纵谈国家大事,会谈诗论文,如果有他们的老师苏东坡座的话,气氛会更加活跃,一定是庄谐杂出,议论风起。可惜政治风云的突然变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公元1094年(绍圣元年),章执政,元祐党人都被贬官,他和秦敦等人观连遭贬谪,不复相见。
词的下片写他对秦观的沉痛悼念。“洒泪谁能会”表明自己的哀苦心情没有人能够领会,其实他的哀苦心情是不难领会的,他是悼念秦观,实际上也是自悲自悼。秦观已死,坟有宿草,而他仍奔赴贬所途中,岂能久生!他追和秦词的次年亦即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果然死宜州。“醉卧藤阴盖”,用的是秦观《好事近》词中的句子。由秦观的词,想到了秦观的死,他感叹“人已去”而“词空”,言外之意是对秦观之死,表示痛惜。“兔园”两句里,更强烈地表露出他的痛惜心情。“高宴”之所以“悄”,“英游”之所以“改”,是因为秦观已不人间。他赞赏秦观的学识与才华。秦观之死,对他来说,是失去了一位交谊深厚的朋友,秦观死的时候才五十一岁,是无情的政治风波吞没了他的生命。“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秦观的死,使他感慨百端。这是全词的警句,集中地表现出他的沉痛情绪。
这首追和秦观的《千秋岁》词,是非常老成的作品。感情深沉郁勃,上片的欢乐,与下片的悲愤,形成强烈的对比,反映出政治局面的重大变化,从中抒发出悼念故人的深情,同时也表露出自己的身世之感,切身之痛。“波涛万顷珠沉海”和秦词末句“飞红万点愁如海”相比,不相伯仲,比起孔毅甫和词末句“仙山杳杳空云海”,却又要劲健、形象得多。
开头二句自叹年老。言青春年华已在如醉如梦的生活中过去,如今两鬓如霜也不知还能度过几个春秋,好景不长,令人失望,表现了作者叹老嗟衰的愁苦心态。“来时”二句写作者同诗友的亲密关系。言每次诗友来时,总是对我诵述扬雄《畔牢愁》之作,作者用扬雄的《畔牢愁》借指自己的抒写愁怀之作,表示“与君相离,愁而无聊”之意,很愿同我往还,密切关系,所以“一见樽前似旧”,和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诗在”二句颂美诗友工诗善书。此处化杜诗和卫恒语意,言友人之诗和南北朝诗人阴铿、何逊相近,值得学习;其书法也在罗(晖)赵(袭)之前,虽见称于人,而我却不敢恭维。结尾二句写候其来诗。《新唐书·李贺传》:“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此处化用其意,言互相赠诗不要停止,已遣侍人等候来诗,对诗友表现了企盼与敬重之意。
此词追忆其生平数事,既以为知音,又表彰其内助之劳,更推崇其诗书之佳,篇幅虽短,情意殷切。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诗的首句“千古风流八咏楼”,可谓写尽斯楼之风流倜傥,笔调轻灵潇洒,比摹真写实更为生动传神。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紧承前句,意谓像八咏楼这样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兴壮采,甚至也不只是沈约似的个人忧愁,而是为大好河山可能落入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对于这种“愁”,李清照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抒发过。事实证明,她的这种“江山之愁”不是多余的,因为“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人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戎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鸡肋编》卷中)。具体说来,继汴京沦陷、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朝廷的驻跸之地建康、杭州也先后一度失守。曾几何时,金兵直逼四明,高宗只得从海路逃遁。眼下作为行在的临安,又一次受到金、齐合兵进犯的严重威胁。即使敌人撤回原地,如果不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打过淮河去,收复北方失地,而是一味用土地、玉帛、金钱奴颜婢膝地去讨好敌人,那么性如虎狼的“夷虏”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南宋的大好河山就没有安全保障。这当是诗人赋予“江山留与后人愁”的深层意蕴,也是一种既宛转又深邃的爱国情怀。
“水通”二句,或对贯休《献钱尚父》诗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及薛涛《筹边楼》诗的“壮压西川四十州”有所取意。对前者主要是以其“三千里”之遥和“十四州”之广极言婺州(今浙江金华)地位之重要;对后者改“壮压”为“气压”,其势比薛诗更加壮阔。看来这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上述二诗之所以能够引起李清照的兴趣,主要当是因为薛诗对“边事”的关注和贯诗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骨。关于贯诗还有一段颇有趣的故事:婺州兰溪人贯休是晚唐时的诗僧。在钱镠称吴越王时,他投诗相贺。钱意欲称帝,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能接见他。贯休则以‘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作答,旋裹衣钵拂袖而去。后来贯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礼遇,被尊为“禅月大师”。贯休宁可背井离乡远走蜀川,也不肯轻易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李清照对这类诗句的借取,或是为了讥讽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
此诗气势恢宏而又宛转空灵,这样写来,既有助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亦可避免雷同和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虽然好的标语口号富有鼓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诗,条件一旦有变,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而被人所遗忘。李清照的这首(题八咏楼)历时八九百年,余韵犹在,仍然撼动人心,这当与其使事用典的深妙无痕息息相关。惟其如此,女诗人关于八咏楼的题吟,不仅压倒了在她之前的诸多“须眉”,其诗还将与“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一样,万古常青。
羁留异地,思乡永远都是游子的滥觞,而韦庄的这一首《思归》更清婉别致、屈曲缠绵,道尽了异客乡情,实是难得一见的思乡佳作。全诗格调清断,惆怅中带着哀凉。
首联以柳丝随风摇曳,东风徐徐拂过发际的暖春之景写异客断肠之悲,“无力”“断”两个词用法极妙。
颔联,诗人承上贯下,借景抒情,以“外地”“异乡”点明了客居他乡的境况,而身在他乡,乡思难忘,彼时,“见花”“闻乐”,非但不觉美好,反而倍觉凄清落寞,乐景哀情,强烈的反衬,更将这份落寞推到了极致。
而颈联,看似全然在写景,绿野垂杨,樱桃再次红遍,岸边汀草,复又碧染芳菲,一个“还”字,一个“又”字,相互映衬,既道出了岁月流转、光阴流逝的惆怅,又表达了长期漂洎在外的悲苦。
既然苦,那么回乡吧。但“旧里若为归去好,子期凋谢吕安亡”,回乡自然是好的,然而近乡情总怯,诗人也一样,思及归乡,他也忍不住思绪万端、顾虑重重,若“我”归时,故友凋零,知交不在,又该如何是好。而诗人这种矛盾的思绪,恰 又从侧面烘托了他强烈的思归之意。字字珠玑,圜转巧妙,可谓浑然天成。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当年正月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七律。诗的前半部分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回故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六句都是对偶,但却明白自然像说话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首句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一句是用妻儿的欢欣来衬托诗人的欣喜之情。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紧承上联从生活细节上细致的刻画了诗人的狂喜。“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诗人的联想,身在梓州,顷刻间就已回到家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本诗主要叙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十分的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抒发诗人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表现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博大的爱国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